20 世纪的欧洲，那个野蛮的发源地 这本书带你回到-Charmvit有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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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黑暗大陆》作者简介：
马克·马佐尔：英国历史学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教授。曾任教于伦敦大学、苏塞克斯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 FT 中文网专栏作家。著有《希特勒统治下的希腊》《幽灵之城》《希特勒帝国》《巴尔干：被误解的“欧洲火药库”》《谁将主宰世界：支配世界的思想和权力》等，并荣获沃夫森历史奖、达夫·库珀奖、伦西曼奖等大奖。书籍摘录：
序言：
欧洲似乎是一个由旧式的国家和传统民众所构成的大陆，但是它在很多方面是崭新的。在震撼性的政治变革中，欧洲大陆不断地构造和重塑自身。诸如普鲁士这样的邦国仅存在于记忆的版图中，奥地利、马其顿王国历时不过三代。当我的祖母在华沙出生时，那里还是沙皇俄国的领地，奥地利属于哈布斯堡家族，萨洛尼卡则由奥斯曼帝国掌管。德国的领土直达北极圈，英国统治着爱尔兰，法国则占据着阿尔及利亚。在欧洲范围内，最接近今天民主政体的民族国家是巴尔干半岛的君主国。在欧洲任何国家的成年人，无论男女，都没有普选权；只有少数几个国家的议会权力超越君主。简而言之，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比如民族国家这样的观念的出现，与 1914 年欧洲大陆旧秩序坍塌紧密相关。从本质上讲，这种观念是旧秩序崩溃后，欧洲各国一系列内政外交尝试基础上的产物。
第一次世界大战动员了 6500 万人，其中 800 万人死亡， 2100 万人受伤有票网 。这次战争席卷了欧洲大陆上四个古老的帝国。捷克历史学家托马斯·马萨里克（Thomas Masaryk）描绘道，“一战”将欧洲变成了一个“巨大墓地上的实验室”。俄罗斯艺术家伊尔·李斯特斯基（El Lissitsky）写道，世界大战迫使我们审视所有的价值观。德国的皇帝遭到流放，沙皇及其家属被处决，陈旧的政治制度成为废墟。在这些废墟的基础上，政治家们向民众许诺：赋予大众权利，动员大众参与，创造更加公平的社会和人民的国家，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开明的威尔逊描述了一个“因为民主而安全”的世界；列宁希望建立一个从贫困中解放出来的公有社会，避免过去的等级制和剥削制度；希特勒则构想着一个排除异族元素的好战种族，通过纯正的血统和统一的目的，将其驶入帝国主义的命运轨迹中。自由民主主义、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这三种意识形态都视重塑社会、以为欧洲大陆和世界创造新秩序为己任。意识形态间关于现代欧洲走向的斗争，贯穿了 20 世纪绝大部分时间。
我将个人对于欧洲的地理观念定义为实用主义。本书的重心，是欧洲内部的事件和斗争，而非欧洲的国际地位。当然我们不能脱离欧洲海外帝国主义这一背景来研究希特勒在欧洲大陆野心，也不能在冷战研究中忽视美国的存在。苏联这一欧亚大陆上最大的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同欧洲的关系或即或离。因此欧洲在实际边界的划分上具有弹性。东欧的历史不是西欧的分支，巴尔干半岛的地位亦不亚于斯堪的纳维亚。
像往常一样，我关于欧洲地理划分不可知论的态度，将令关注政治、宗教和文化地理边界的争论者，以及那些组建欧洲共同体的信徒们感到失望。但这与围绕着“欧洲”这一不明确概念的现状相吻合。法西斯主义，相比于自由民主和共产主义，是一种更为欧化的意识形态，其信条不仅明确地反对美国所倡导的民主自由，也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所引领的共产主义。随着冷战的结束，“欧洲”概念含糊不清的状况也未得到解决，它究竟是西方世界的一部分水镜先生是谁，还是在苏联西部的领地？这两种定义都难以反驳，亦难以令人信服。欧盟可能是欧洲未来的发展趋势，抑或是欧洲自欺欺人的延续，但是目前这还无法实现。考虑到欧洲分化的历史，及其不确定的现状，我们应该抛弃形而上的观念，放弃寻找一个不可知的欧洲的努力，相反，我们应该找寻欧洲本来的样子。
最终需要回答的，也是这段历史的核心问题，即整个欧洲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指引着人们的行动，引领机制的变革，指导政策的制定以及巩固社区，家庭及个人之间的联系。雷蒙?阿隆（Raymond Aron）在 1954 年写道，“每一种社会秩序都是一种潜在解决问题的方式，这种问题并非涉及科学，而是关乎人类共同的生活。”民主所需要的微妙艺术，是否还适用于欧洲大陆？他们是否仍旧保留他们固有的价值观？阿隆提及的“关乎人类共同生活的问题”，将是本书的主题。当然，面对阿隆所提出的问题，我们也必须自省，什么才是欧洲固有的价值观？民主只是其中的一点，而其他的价值观也是客观存在的。 20 世纪的欧洲历史就是这些价值观相互斗争的历史。
作者本人，来自：syllastzoumerkas
第一章 荒芜的天堂：民主的兴衰
……这个时期，人们能够听到关于民主危机的各种言论，甚至有人称之为民主的灾难。
——汉斯·凯尔森， 1932
自由？很多人对此一笑置之。民主圣灵诛仙？议会？几乎所有人都在诟病议会制度……
——弗朗西斯科·尼蒂， 1927
20 世纪 20 年代的某一年，一个旨在废黜欧洲一切君主的会议在日内瓦召开，被剥夺王冠的君主们试图重新寻求昔日支持者的帮助，他们宣称只有君主制能让欧洲文明在野蛮的布尔什维主义、缺乏信仰的美国工业化以及亚洲觉醒的民族主义的猛烈冲击下，保持完整生死竞赛2 。欧洲需要在灭亡和君主制之间做出选择。然而，君主们煽动性的言论并未激起波澜。迫于时代趋势，他们最终在印度洋的一个小岛上建立了自己的王国。出乎君主们意料的是，他们很快就消失在曾经臣民的视线中。君主制的衰亡由此拉开了序幕死亡骑士盖伦 。
这是波兰作家亚历山大·瓦特（Alexander Wat）在 1927 年出版的小说《被流放的君主们》（Kings in Exile）中的情节。然而，由“一战”所造成的体制上的变化同样充满戏剧性。在这个“资产阶级胜利”的时刻，旧制度被最终推翻——苏丹（奥斯曼帝国君主的称谓）、帕夏（奥斯曼帝国高级文武官的称号）、君主和公爵的地位大大降低。在“一战”之前，欧洲只有 3 个共和国，而到了 1918 年年末，已经有 13 个国家成立了共和政体。一位法国评论员写道：“在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劳合·乔治（Lloyd George）、克里孟梭（Clemenceau）、马萨里克（Masarky））、贝奈斯（Bene?）和韦尼泽洛斯（Venizelos）看来，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的下野和卡尔一世（Emperor Charles）的罢黜让他们想起了路易十六（Louis XVI），在这种意义上， 1992 年的欧洲是 1792 年的翻版。”
伴随着沙皇俄国、奥匈帝国、德意志帝国（霍亨索伦王朝）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始料未及的崩溃，在欧洲范围内，议会制度对君主制的胜利已经在巴黎和会上显现无疑。从波罗的海向下经过德国、波兰，南至巴尔干半岛的地带都成了民主政治的版图。这个范围内的国家都按照最新式的民主自由思想，成立了新的政府组织。英国学者詹姆斯·布莱斯（James Bryce）在其 1921 年出版的《现代民主》（Modern Democracies）一书中写道：“以民主为原则而建立的政府已经被广泛接受。”
然而自由主义的胜利是短暂的张英明谈恋爱。俄国革命和“共产主义颠覆”的幽灵，将它们的阴影投向欧洲大陆的西端。民主价值观的逐渐消失、政治的两极分化，将大多数欧洲国家推向内战的边缘。许多国家的统治阶层首先把自己标榜为反共产主义者，而后才宣称自己是民主的支持者。这一点在 1919年匈牙利镇压贝拉·库恩（Béla Kun）领导的革命政府，扶植海军上将霍尔蒂·米克洛什政权的事件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1922 年，意大利自由主义的精英们选择支持一个法西斯形式的政权；普里莫·德·里维拉（Primo de Rivera）在西班牙掌权；葡萄牙共和国则屈从于萨拉查教授的独裁统治。波兰在 1926 年迅速脱离了议会制政府，进而经历了一段极度通货膨胀和政治混乱时期。随着 1929 年大萧条的来袭，欧洲大陆的政府接连将政权交给右翼政府。这一趋势似乎不可阻挡，正如一位西班牙的评论员写道：“审视当代欧洲大陆独裁政府的弊端，独裁者们如此轻易地取得权力，并平稳保有权力的状况令人感到震惊。”
到了 20 世纪 30 年代，议会制似乎重蹈着君主制的覆辙。苏联以西欧洲国家的左翼政党抑或被迫下野，抑或处于守势，所有重要的政治争论都围绕着右翼政党展开。议会制只残存在欧洲北部的边缘地带。 1934 年一篇对欧洲反民主状况的分析中这样写道：“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需要勇敢地面对最黑暗的时刻，从世界大战的废墟中获得社会和国际的安宁是一种幻想。”早在 1925 年，德国法学家莫里茨·波恩（Moritz Bonn）就论述了“欧洲民主的危机”，尤斯塔斯·珀西（Eustace Percy）在 1931 年论述到“民主正在经历着困境”，而 H. G. 韦尔斯（H. G. Wells）则展望着“后民主”时代。西班牙外交官萨尔瓦多·德·马达里亚加（Salvador de Madariaga）在西班牙内战时期曾疑惑道：“这是自由的终结吗？”威廉·拉培德（William Rappard）教授在日内瓦写道：“民主在现代世界取得胜利之后，又在不知不觉中爆发了危机。余华东”
1940 年夏天，当德国不断向欧洲进军的时候，曾经在 1918 年“资产阶级取得胜利之后”提议组建一个“大议会”的反自由主义者伯纳德·德·茹弗内尔（Bertrand de Jouvenel）抛弃了流行的对议会制的法理学分析，他进一步指出，人们已经认识到 1919 ~ 1920 年之间资产阶级议会制的潮流已经衰退，现在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似乎不可阻挡的强力政权。在茹弗内尔看来，议会制政府在欧洲面临着全面崩溃，总统制共和国、参议院这样的宪法概念，仅仅像是法律系勾勒出来的幻象。
今天，我们很难考察，民主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在战争年代是如何被实践的，因此我们不能想当然地假定民主适用于欧洲。尽管冷战的胜利可能会使我们认为民主深植于欧洲的土壤，但是历史却告诉了我们相反的事实。尽管民主在 1918 年取得胜利，但是在 20 多年后实际上已经灭亡。因为它数量有限的信仰者们过于理想化，过于雄心勃勃，使得民主的失败同这一时期的政治危机和经济萧条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民主重宪法权利而轻社会责任，民主似乎更适合 19 世纪的欧洲而非 20 世纪的。民主衰退这一趋势在 20 世纪 30 年代表现为，大多数的欧洲国家不愿意再为了民主这一信条而奋斗，充满生机的非民主的政治选择，能够更好地应对现代化所带来的挑战。欧洲各国发现独裁统治——一种相较于民主更符合欧洲传统的政治秩序——在整合社会、加速工业化、促进技术进步等方面更具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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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马佐尔：英国历史学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教授。曾任教于伦敦大学、苏塞克斯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 FT 中文网专栏作家。著有《希特勒统治下的希腊》《幽灵之城》《希特勒帝国》《巴尔干：被误解的“欧洲火药库”》《谁将主宰世界：支配世界的思想和权力》等，并荣获沃夫森历史奖、达夫·库珀奖、伦西曼奖等大奖。书籍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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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似乎是一个由旧式的国家和传统民众所构成的大陆，但是它在很多方面是崭新的。在震撼性的政治变革中，欧洲大陆不断地构造和重塑自身。诸如普鲁士这样的邦国仅存在于记忆的版图中，奥地利、马其顿王国历时不过三代。当我的祖母在华沙出生时，那里还是沙皇俄国的领地，奥地利属于哈布斯堡家族，萨洛尼卡则由奥斯曼帝国掌管。德国的领土直达北极圈，英国统治着爱尔兰，法国则占据着阿尔及利亚。在欧洲范围内，最接近今天民主政体的民族国家是巴尔干半岛的君主国。在欧洲任何国家的成年人，无论男女，都没有普选权；只有少数几个国家的议会权力超越君主。简而言之，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比如民族国家这样的观念的出现，与 1914 年欧洲大陆旧秩序坍塌紧密相关。从本质上讲，这种观念是旧秩序崩溃后，欧洲各国一系列内政外交尝试基础上的产物。
第一次世界大战动员了 6500 万人，其中 800 万人死亡， 2100 万人受伤有票网 。这次战争席卷了欧洲大陆上四个古老的帝国。捷克历史学家托马斯·马萨里克（Thomas Masaryk）描绘道，“一战”将欧洲变成了一个“巨大墓地上的实验室”。俄罗斯艺术家伊尔·李斯特斯基（El Lissitsky）写道，世界大战迫使我们审视所有的价值观。德国的皇帝遭到流放，沙皇及其家属被处决，陈旧的政治制度成为废墟。在这些废墟的基础上，政治家们向民众许诺：赋予大众权利，动员大众参与，创造更加公平的社会和人民的国家，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开明的威尔逊描述了一个“因为民主而安全”的世界；列宁希望建立一个从贫困中解放出来的公有社会，避免过去的等级制和剥削制度；希特勒则构想着一个排除异族元素的好战种族，通过纯正的血统和统一的目的，将其驶入帝国主义的命运轨迹中。自由民主主义、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这三种意识形态都视重塑社会、以为欧洲大陆和世界创造新秩序为己任。意识形态间关于现代欧洲走向的斗争，贯穿了 20 世纪绝大部分时间。
我将个人对于欧洲的地理观念定义为实用主义。本书的重心，是欧洲内部的事件和斗争，而非欧洲的国际地位。当然我们不能脱离欧洲海外帝国主义这一背景来研究希特勒在欧洲大陆野心，也不能在冷战研究中忽视美国的存在。苏联这一欧亚大陆上最大的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同欧洲的关系或即或离。因此欧洲在实际边界的划分上具有弹性。东欧的历史不是西欧的分支，巴尔干半岛的地位亦不亚于斯堪的纳维亚。
像往常一样，我关于欧洲地理划分不可知论的态度，将令关注政治、宗教和文化地理边界的争论者，以及那些组建欧洲共同体的信徒们感到失望。但这与围绕着“欧洲”这一不明确概念的现状相吻合。法西斯主义，相比于自由民主和共产主义，是一种更为欧化的意识形态，其信条不仅明确地反对美国所倡导的民主自由，也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所引领的共产主义。随着冷战的结束，“欧洲”概念含糊不清的状况也未得到解决，它究竟是西方世界的一部分水镜先生是谁，还是在苏联西部的领地？这两种定义都难以反驳，亦难以令人信服。欧盟可能是欧洲未来的发展趋势，抑或是欧洲自欺欺人的延续，但是目前这还无法实现。考虑到欧洲分化的历史，及其不确定的现状，我们应该抛弃形而上的观念，放弃寻找一个不可知的欧洲的努力，相反，我们应该找寻欧洲本来的样子。
最终需要回答的，也是这段历史的核心问题，即整个欧洲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指引着人们的行动，引领机制的变革，指导政策的制定以及巩固社区，家庭及个人之间的联系。雷蒙?阿隆（Raymond Aron）在 1954 年写道，“每一种社会秩序都是一种潜在解决问题的方式，这种问题并非涉及科学，而是关乎人类共同的生活。”民主所需要的微妙艺术，是否还适用于欧洲大陆？他们是否仍旧保留他们固有的价值观？阿隆提及的“关乎人类共同生活的问题”，将是本书的主题。当然，面对阿隆所提出的问题，我们也必须自省，什么才是欧洲固有的价值观？民主只是其中的一点，而其他的价值观也是客观存在的。 20 世纪的欧洲历史就是这些价值观相互斗争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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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荒芜的天堂：民主的兴衰
……这个时期，人们能够听到关于民主危机的各种言论，甚至有人称之为民主的灾难。
——汉斯·凯尔森， 1932
自由？很多人对此一笑置之。民主圣灵诛仙？议会？几乎所有人都在诟病议会制度……
——弗朗西斯科·尼蒂， 1927
20 世纪 20 年代的某一年，一个旨在废黜欧洲一切君主的会议在日内瓦召开，被剥夺王冠的君主们试图重新寻求昔日支持者的帮助，他们宣称只有君主制能让欧洲文明在野蛮的布尔什维主义、缺乏信仰的美国工业化以及亚洲觉醒的民族主义的猛烈冲击下，保持完整生死竞赛2 。欧洲需要在灭亡和君主制之间做出选择。然而，君主们煽动性的言论并未激起波澜。迫于时代趋势，他们最终在印度洋的一个小岛上建立了自己的王国。出乎君主们意料的是，他们很快就消失在曾经臣民的视线中。君主制的衰亡由此拉开了序幕死亡骑士盖伦 。
这是波兰作家亚历山大·瓦特（Alexander Wat）在 1927 年出版的小说《被流放的君主们》（Kings in Exile）中的情节。然而，由“一战”所造成的体制上的变化同样充满戏剧性。在这个“资产阶级胜利”的时刻，旧制度被最终推翻——苏丹（奥斯曼帝国君主的称谓）、帕夏（奥斯曼帝国高级文武官的称号）、君主和公爵的地位大大降低。在“一战”之前，欧洲只有 3 个共和国，而到了 1918 年年末，已经有 13 个国家成立了共和政体。一位法国评论员写道：“在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劳合·乔治（Lloyd George）、克里孟梭（Clemenceau）、马萨里克（Masarky））、贝奈斯（Bene?）和韦尼泽洛斯（Venizelos）看来，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的下野和卡尔一世（Emperor Charles）的罢黜让他们想起了路易十六（Louis XVI），在这种意义上， 1992 年的欧洲是 1792 年的翻版。”
伴随着沙皇俄国、奥匈帝国、德意志帝国（霍亨索伦王朝）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始料未及的崩溃，在欧洲范围内，议会制度对君主制的胜利已经在巴黎和会上显现无疑。从波罗的海向下经过德国、波兰，南至巴尔干半岛的地带都成了民主政治的版图。这个范围内的国家都按照最新式的民主自由思想，成立了新的政府组织。英国学者詹姆斯·布莱斯（James Bryce）在其 1921 年出版的《现代民主》（Modern Democracies）一书中写道：“以民主为原则而建立的政府已经被广泛接受。”
然而自由主义的胜利是短暂的张英明谈恋爱。俄国革命和“共产主义颠覆”的幽灵，将它们的阴影投向欧洲大陆的西端。民主价值观的逐渐消失、政治的两极分化，将大多数欧洲国家推向内战的边缘。许多国家的统治阶层首先把自己标榜为反共产主义者，而后才宣称自己是民主的支持者。这一点在 1919年匈牙利镇压贝拉·库恩（Béla Kun）领导的革命政府，扶植海军上将霍尔蒂·米克洛什政权的事件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1922 年，意大利自由主义的精英们选择支持一个法西斯形式的政权；普里莫·德·里维拉（Primo de Rivera）在西班牙掌权；葡萄牙共和国则屈从于萨拉查教授的独裁统治。波兰在 1926 年迅速脱离了议会制政府，进而经历了一段极度通货膨胀和政治混乱时期。随着 1929 年大萧条的来袭，欧洲大陆的政府接连将政权交给右翼政府。这一趋势似乎不可阻挡，正如一位西班牙的评论员写道：“审视当代欧洲大陆独裁政府的弊端，独裁者们如此轻易地取得权力，并平稳保有权力的状况令人感到震惊。”
到了 20 世纪 30 年代，议会制似乎重蹈着君主制的覆辙。苏联以西欧洲国家的左翼政党抑或被迫下野，抑或处于守势，所有重要的政治争论都围绕着右翼政党展开。议会制只残存在欧洲北部的边缘地带。 1934 年一篇对欧洲反民主状况的分析中这样写道：“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需要勇敢地面对最黑暗的时刻，从世界大战的废墟中获得社会和国际的安宁是一种幻想。”早在 1925 年，德国法学家莫里茨·波恩（Moritz Bonn）就论述了“欧洲民主的危机”，尤斯塔斯·珀西（Eustace Percy）在 1931 年论述到“民主正在经历着困境”，而 H. G. 韦尔斯（H. G. Wells）则展望着“后民主”时代。西班牙外交官萨尔瓦多·德·马达里亚加（Salvador de Madariaga）在西班牙内战时期曾疑惑道：“这是自由的终结吗？”威廉·拉培德（William Rappard）教授在日内瓦写道：“民主在现代世界取得胜利之后，又在不知不觉中爆发了危机。余华东”
1940 年夏天，当德国不断向欧洲进军的时候，曾经在 1918 年“资产阶级取得胜利之后”提议组建一个“大议会”的反自由主义者伯纳德·德·茹弗内尔（Bertrand de Jouvenel）抛弃了流行的对议会制的法理学分析，他进一步指出，人们已经认识到 1919 ~ 1920 年之间资产阶级议会制的潮流已经衰退，现在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似乎不可阻挡的强力政权。在茹弗内尔看来，议会制政府在欧洲面临着全面崩溃，总统制共和国、参议院这样的宪法概念，仅仅像是法律系勾勒出来的幻象。
今天，我们很难考察，民主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在战争年代是如何被实践的，因此我们不能想当然地假定民主适用于欧洲。尽管冷战的胜利可能会使我们认为民主深植于欧洲的土壤，但是历史却告诉了我们相反的事实。尽管民主在 1918 年取得胜利，但是在 20 多年后实际上已经灭亡。因为它数量有限的信仰者们过于理想化，过于雄心勃勃，使得民主的失败同这一时期的政治危机和经济萧条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民主重宪法权利而轻社会责任，民主似乎更适合 19 世纪的欧洲而非 20 世纪的。民主衰退这一趋势在 20 世纪 30 年代表现为，大多数的欧洲国家不愿意再为了民主这一信条而奋斗，充满生机的非民主的政治选择，能够更好地应对现代化所带来的挑战。欧洲各国发现独裁统治——一种相较于民主更符合欧洲传统的政治秩序——在整合社会、加速工业化、促进技术进步等方面更具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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