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的“善政”童话：汉初休养生息的真相（上）-中文历史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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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徭”，应总称为力役，即国民义务为国家服役的形式，在秦汉法律中，又应分为徭役与戍役，所以既有《徭律》寂寞暴走，又有《戍律》。
所谓“赋”，应总称为赋敛，也就是除了田租税之外的其余税收，田租税包括田租、刍藁税，其余的，在秦汉体系下，应包括口钱、户赋、赀税、献费、更赋等等。
1
在诸多秦汉简牍出土之前，前辈学人根据有限的文献记载，确定了一个整齐划一的“汉制”想象，即汉代20岁以上的“已傅”男子，即法律意义上成年人的力役负担应为：
1.每年有一月在本郡、县服徭役，称“更卒”；
2.23岁以后开始服兵役，役期一般为2年，一年在本郡、县服役，称为"正卒"，教练材官、楼船士等；
3.之后一年到边郡戍守或到京师守卫，称为"戍卒"或"卫士"。
当然，也有说法认为以上的2年兵役统称为“正卒”，戍边和到京城守卫均为徭役，而非兵役，这些就属于概念性质的分歧，事实描述上区别并不大。
然而，这个“想象”并不正确，至少和秦朝、汉初的情况完全不符。
传世文献中对于秦汉徭役讨论的一条基础史料是《汉书·食货志》中引用董仲舒上疏中的一段论述：
又言：古者税民不过什一，其求易共；使民不过三日，其力易足。民财内足以养老尽孝，外足以事上共税，下足以蓄妻子极爱，故民说从上。
至秦则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又颛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荒淫越制，逾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赭衣半道，断狱岁以千万数。
汉兴，循而未改。古井田法虽难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盐铁皆归于民。去奴婢，除专杀之威。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然后可善治也。
这段话，描述了三个时代的政策，一个是所谓“古者”，一般认为是周朝，然后是商鞅变法后的秦国，最后是汉兴之后。
请注意加粗部分，“又加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
这句话，在过去近一个世纪的现代史学界曾经出现过多种断句方式，一种解法为：
“更卒”之役是每年1个月，屯戍之役为一生服1年，力役一生服1年。
另一种断句方法为“又加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解法则为：
“更卒”之役是每年1个月，又要一生担任“正卒”1年，一生中还要到边疆屯戍1年。
无论哪种断句法，1个月+1年+1年的分类法是没有问题的吧？
但是，我们还要看董仲舒的一个数量评断：
（力役）三十倍于古。
在董仲舒的所知信息中，周朝的徭役“使民不过三日”，而秦国、秦朝的力役“三十倍于古”，简单数学题，3*30=90天，无论如何不是30+360+360=750天，那就是200倍于古了。
这就只有两种解释，一个可能是董仲舒说的“三十倍”就是个约数，属于文学夸张；另一个可能是，前贤们解错了。
事实上，在《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中有这么一条记载：
（高后五年）八月，淮阳王薨，以其弟壶关侯武為淮阳王。令戍卒岁更。
戍卒，也即上述所说的“戍边”，更期变为一年。
换句话说，在高后五年之前，汉朝的戍卒服役并非一年为期，这也就意味着董仲舒说的“汉兴，循而未改”，因循的绝非“屯戍一年”。
这个问题是不是一下子复杂化了？
被绕晕的绝不只是近一百年来的今人研究者，早在三国时代曹魏人如淳注释《汉书》的过程中，已经懵了，他在对《汉书·昭帝纪》“三年以前逋更赋未入者，皆勿收”条下的注释中详细谈及：
如淳曰：“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践更，有过更。古者正卒无常人，皆当迭为之，一月一更，是谓卒更也。贫者欲得顾更钱者，次直者出钱顾之，月二千，是谓践更也。天下人皆直戍边三日，亦名为更，律所谓繇戍也。虽丞相子亦在戍边之调。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当自戍三日，不可往便还，因便住一岁一更。诸不行者，出钱三百入官，官以给戍者，是谓过更也。律说，卒践更者，居也，居更县中五月乃更也。后从尉律，卒践更一月，休十一月也。食货志曰：‘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此汉初因秦法而行之也。后遂改易，有谪乃戍边一岁耳。逋，未出更钱者也。”
如淳在讨论“更有三品”的过程中，提出了一个新说——“天下人皆直戍边三日”。
翻译过来就是，天下所有人都有戍边3天的义务，想不去的，拿钱300给官府，官府给那些“亲自去戍边一年的人”钱，以为“过更”。
其实，这个“戍边三日”的说法，本身就不是汉朝制度，而是对“古者”的误会，否则，秦汉戍边制度就和董仲舒说的“使民不过三日，其力易足”一回事了，事实上，还有诸多西汉人对周朝古制做过类似的回溯。
比如《礼记·王制》、《周礼·均人》记载类似：
用民之力，岁不过三日。
凡均力政，以岁上下，丰年则公用旬三日焉。
《汉书·贾邹枚路传》中记载汉文帝时人贾山在《至言》中提及：
昔者，周盖千八百国，以九州之民养千八百国之君，用民之力不过岁三日，什一而籍，君有余财，民有余力，而颂声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国之民自养，力罢不能胜其役，财尽不能胜其求。
这些都在董仲舒之前，也是说周制用民不过1年3天，收10%的税赋，民有余力，用以对比秦朝的百姓不胜重役和苛税，哪怕这些都是“文学家言”，周用民三日，秦也用民三日，莫非周也是“暴周”吗？那又何来对比呢？
所以马文璐，前辈学人早已论证清楚，所谓“戍边三日”的说法，根本不是秦汉制度。（见臧知非：《汉代“更赋”辩误——兼谈“戍边三日”问题》，刊于《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2期）
2
事实上，不止“戍边三日”有问题，所谓的兵役2年制度，在秦朝、汉初也肯定不存在。
《二年律令·徭律》规定：
睆老各半其爵（徭），□入独给邑中事。当（徭）戍而病盈卒岁及（繋），勿聶（摄）。
诸当行粟，独与若父母居老如睆老，若县父母疲癃者，皆勿行。金痍、有□病，皆以为疲癃,，可事如睆老。其非从军战痍也，作县官四更，不可事，勿事。
翻译一下，就是“睆老”仅服其爵位规定一半的徭役，若有重病可以免除戍役。
赶上服传送粮食的服役时，如果父母年高至“睆老”或者父母残疾，本人可以免服该徭役。若有战伤或至残疾者，可以减半徭役。非战伤伤残者，在官府服役“四更”，若不可服役，可以不服徭役。
这里面有几个专有名词非常关键，其一为“睆老” ，其二为“四更”。
所谓“睆老” 即接近“免老”年龄的老人，而“免老”也就是彻底不服徭役的年龄，并非整齐划一，而是以爵位而别，《二年律令·傅律》规定：
大夫以上年五十八，不更六十二，簪袅六十三，上造六十四，公士六十五，公卒以下六十六，皆为免老。
对应的，“睆老”年龄如下：
不更年五十八，簪袅年五十九，上造六十， 公士六十一，公卒、士五（伍）六十二， 皆为睆老。
对照一下，就是减4年，优惠条件即《二年律令·徭律》规定的：
老各半其爵 (徭),□入独给邑中事。当（徭）戍而病盈卒岁及（繋），勿聶（摄）。
综合起来就对本文第一部分所及的“一年戍边”的说法提出了质疑，即“睆老”也会“当戍”？
如果按照两年兵役的说法，则一个人一生的“戍边”任务只有一次、一年，那么不可能是接近“免老”的老人之前没有服过兵役而必须其远戍，这种制度设计的智力明显有问题，也是对兵员质量的不负责任。
这里，就涉及了第二个名词：“四更”。
在《二年律令·史律》中，有如下记载：
（卜学童）其能诵三万以上者，以为卜，上计六更 。
以祝十四章试祝学童，能诵七千言以上者，乃得为祝五更。
史卜年五十六，佐为吏盈廿岁，年五十六，皆为八更，六十为十二更。 五百石以下至有秩为吏盈十岁，年当睆老者, 为十二更，践更□□。 畴尸、茜御、杜主乐皆五更爱染恭子， 属大祝。祝年盈六十者，十二更、践更大祝。
史、卜、祝，都和宗教事务有关，史还有文书工作的业务，分别对应不同的长官服役，而“多少更”直接对应的是服役的番次，年纪越大，“更数”越多，有学者认为这里的“更数”实为免更数，其实不然。
结合隋唐“番上”制度可知，所谓“更数”即“番数”。
见《新唐书·兵志》：
凡当宿卫者番上，兵部以远近给番，五百里为五番，千里七番，一千五百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为十二番，皆一月上。若简留直卫者，五百里为七番，千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为十二番，皆月上。
这么看文字不清楚，上个图：
图表引自张国刚：《唐代府兵渊源与番役》，《历史研究》1989年第6期
所谓“十二番”，就是将当宿卫的总人数分为12批，同理，秦汉所谓“更数”也是一样，“役期一月”，几更即分为几批，如四更，则分为4批，也就是一年轮4次，睆老居于本地服役，没有往返时间，则服役4个月，休8个月。
这个判断的佐证，即湖北荆州松柏1号墓出土的汉代简牍，其时间虽为汉武帝建元、元光年间，但因为包含了大量的“簿籍”，有南郡和江陵西乡等地的户口簿、正里簿、免老簿、新傅簿、罢癃（疲癃）簿、归义簿、复事算簿、见（现）卒簿、置吏卒簿等多种簿籍，真正从制度层面为我们认识汉代“卒更”制度提供了钥匙。
其中《南郡卒更簿》记录非常详细，用两栏书写的方式，在南郡17个县（侯国）名下记录了各县（国）卒的人数、更的次数和每更的人数，以及“余”和“不足”的人数，还有“助”他县卒的数据，以及“受助”卒的数字：
巫卒千一百一十五人，七更，更百四十九人，余三十九人。
秭归千五十二人，九更，更百一十六人，其十七人助醴阳，余八人。
夷陵百二十五人，参 (叁) 更，更三十六人，余十七人七煞狂妃。
夷道二百五十三人，四更，更五十四人，余三十七人。
醴阳八十七人，参 (叁) 更，更四十二人，受秭归月十七人，余十二人。
孱陵百八人樊兵，参 ( 叁) 更，更百四十六人，不足五十一人，受宜成五十八人、临沮三十五人。
州陵百二十二人，参 (叁) 更，更三十七人，余十一人。
沙羡二百一十四人，参 (叁) 更，更六十人，余三十四人。
安陆二百七人，参 (叁) 更，更七十一人，不足六人。
宜成千六百九十七人，六更，更二百六十一人，其五十八人助孱陵，余八十九人。
江陵千六十七人，参 (叁) 更，更三百二十四人，余九十五人。
临沮八百三十一人，五更，更百六十二人，其三十五人助孱陵，二十九人便侯，余三十一人。
显陵百四十三人，参 (叁) 更，更四十四人，余十一人。
邔侯国二千一百六十九人，七更，更二百八十一人，其四十一人助便侯，二十九 ［人助］ 轪侯，余二百二人。
中卢五百二十三人，六更，更八十四人，余十九人。
便侯三百七十一人，参 (叁) 更，更百八十六人，受邔侯四十一 ［人］、临沮二十九 ［人］，余二十三人。当减。
轪侯四百四十六人，参 ( 叁) 更，更百七十人，受邔侯二十九人，余二十三［人］。当减。
凡万四七十人。
月用卒二千一百七十九人。
这里面，“醴阳八十七人，参 (叁) 更，更四十二人，受秭归月十七人，余十二人”已经说明卒更是以“月”为单位，后面又说到“月用卒”，更说明“卒更”的具体服役时间，就是一个月，这和上文中所引如淳言：“古者正卒无常人，皆当迭为之，一月一更，是谓卒更也。”完全吻合。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回看《二年律令·徭律》中的“四更”，《史律》中的“六更、八更、十二更”，可知都是和上述《南郡卒更簿》中的“三更”、“六更”、“七更”是一回事，即将更卒总人数除以3、6、7、8、12，役期1个月。
反过来再看如淳所说的“更有三品”，其实就很容易理解了：
所谓“践更”就是卒更服役的那个月。
“居更”就是服役之月外等待更替的月份，此时不服役，但“居住等待下一个更次”，因为理论上下一个更次还没到。
所谓“过更”，则是通过雇人代役或向官府纳钱代役而“过”此更役轮次。
事实上，如淳所处的三国时代仍保留着很多秦汉法律的遗存，比如东吴的简牍就显示在其户籍上仍有二十等爵制的爵名存在，这些遗留让当时人对于一些秦汉法律名词有所涉猎，但其内涵经过两汉400年间多次变迁，早已难以了解原貌，只能根据当时人的理解，对其进行臆测。
比如“律说，卒践更者，居也，居更县中五月乃更也。后从尉律，卒践更一月，休十一月也。”
这句话结合以上的信息，可以理解为，居更县中五月乃更，即单个更卒，服役1个月，休5个月，即1年轮2次，称六更，其后按照尉律的规定，改为单个更卒服役1个月，休11个月，即1年论1次，称十二更。
而在《南郡卒更簿》中，17个县（侯国）有10个是“三更”，也就是说每个戍卒要服役1个月，休2个月，即1年轮4次。
事实上，对“更数”的理解，唯其如此才能理解，正如《南郡卒更簿》和《二年律令》里展示的一样，“更数”是站在国家文书的角度来判断，并可以将其与具体的月数对应，才对于文书计数最为简易、便捷，而非站在个体更卒的角度来计数，这也是众多前贤学者对这一问题认识偏差的根本原因所在。
3
确定了“更数”的概念，也就确定了秦汉地方“徭役”的标准，再来看《二年律令·徭律》中的一句话：
县弩春秋射各旬五日，以当（徭）。
也就是说，在高帝、吕后的时代，县中每年春秋两季要组织“更卒”教习射弩，也就是军事训练，各旬五日，就是各15天，总计30天，正好是“一更”。这也是秦汉所谓“正卒之役”。
这条律文也说明，所谓“汉兴，循之未改”的，绝不是什么正卒一年的制度，而是在郡县教练一个月的“当徭”之役。
那么，秦、汉初的戍卒之役，到底是多久呢？
岳麓秦简《戍律》有如下三条信息：
戍律曰：戍者月更。君子守官四旬以上为除戍一更。遣戍，同居毋并行，不从律，赀二甲。戍在署，父母、妻死遣归葬。告县，县令拾日。
戍律曰：下爵欲代上爵、上爵代下爵及毋（无）爵欲代有爵者戍，皆许之。以弱代者及不同县而相代，勿许。
【不当相代】而擅相代，赀二甲；虽当相代而不谒书于吏，其庸代人者及取代者，赀各一甲。
最重要的是第一条，就是“戍者月更”，也就是说，戍边的服役期在秦朝律法里很明确，就是1个月。
除此之外放屁大王，在秦简所体现的律令中，明显将“乘城卒”或“县卒”与“践更县者”分开，里耶秦简16-5a木牍正面记载：
廿七年二月丙子朔庚寅，洞庭守礼谓县啬夫、卒史嘉、假卒史榖、属尉：令曰：传送委输，必先悉行城旦舂、隶臣妾、居赀赎债，急事不可留，乃兴繇。今洞庭兵输内史及巴、南郡、苍梧，输甲兵当传者多节传之。必先悉行乘城卒、隶臣妾、城旦舂、鬼薪、白粲、居赀赎债、司寇、隐官、践更县者。田时也，不欲兴黔首。嘉、榖、尉各谨案所部县卒、徒隶、居赀赎债、司寇、隐官、践更县者簿，有可令传甲兵，县弗令传之而兴黔首，兴黔首可省少弗省少而多兴者，辄劾移县，县亟以律令具论当坐者，言名决太守府。嘉、榖、尉在所县上书倒悬空寺。嘉、榖、尉令人日夜端行。
这是说秦洞庭郡运输物资的事件，按照“令”，应该先发刑徒、官奴婢干活服役，除非是特别紧迫，才可以兴徭役，役使黔首。
输送甲兵，必须先派出全部“乘城卒”和各类刑徒、官奴婢，乃至于“践更县者”，而不要另外征发黔首，所以，洞庭郡守命令下属按照所部的“县卒”、刑徒和“践更县者”的名簿，来完成任务。
可见，“乘城卒”即“县卒”。
另见里耶秦简记载：
[廿六] 年十二月癸丑朔己卯，仓守敬敢言之:出西廥稻五十□石六斗少半斗；输粢粟二石，以禀乘城卒夷陵士五(伍)阳□□□□。今上出中辨券廿九。敢言之。□手。
这是迁陵县仓库主管发给“乘城卒”阳两石粢粟的“中辨券”，这个“乘城卒”的户籍地在夷陵县，并不属于迁陵县所属的洞庭郡，而是南郡辖下。也就是说，秦朝人服县卒之役，也不一定在户籍地本县，只是距离不远。
从地理上考察，有学者考察了里耶秦简所见洞庭郡的戍卒籍贯共四十三例，发现其中乘城卒与屯戍、屯卒，均来自南郡及巴郡，即洞庭郡附近；而更戍、更戍卒则有11例，全来自于“城父县”。（见游逸飞：《里耶秦简所见的洞庭郡——战国秦汉郡县制个案研究之一》，简帛网2015年9月29日）
另有学者补充，除城父县外，仍有“雩娄县”、“留县”和“虞县”籍贯的更卒，不过，雩娄县籍戍卒应为公干迁陵县，并非戍所，而城父县与留县同属四川郡（《汉书》写作泗水郡），虞县则属砀郡，具体情况难以解析。（见杨先云：《论《里耶秦简（贰）》一则“更戍”材料》，简帛网2018年5月19日）
就此，或许可以在史书的“屯戍一岁”想象之外，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认识秦代“屯戍”与“更戍”区别的具体材料，只是现有资料无法直接证明，秦代“屯戍”的更期，到底是一年，还是一个月，不过既然以戍为名，理应遵循《戍律》规定的“戍者月更”的原则，而不会有法不依，变成“一岁”。
不过，“罚戍”、“赀戍”、赎戍就完全不是一回事了。
岳麓秦简《奏谳书》中有这么一个案例：
五月甲辰，州陵守綰、丞越、史获论令癸、琐等各赎黥。癸、行戍衡山郡各三岁，以當灋（法）；先备赎。
一方面是期限，罚戍的时间单位为“岁”，也就是“年”，里耶秦简中已知的“赀戍”、“赎戍”也多有2年以上者。
再如云梦秦简《秦律杂抄》就明确规定：
不当禀军中而禀者，皆赀二甲，法（废）；非吏殹（也），戍二岁；徒食、敦（屯）长、仆射弗告，赀戍一岁；令、尉、士吏弗得，赀一甲。军人买（卖）禀禀所及过县，陈康堤赀戍二岁；同车食、敦（屯）长、仆射弗告，戍一岁。
另一方面，“罚戍”的地点有规定目标，岳麓秦简记载：
绾请许而令郡有罪罚当戍者，泰原署四川郡；东郡、参川、颖川署江湖郡；南阳、河内署九江郡……
……泰原署四川郡；东郡、参川、颖川署江胡郡；南阳
河内署九江郡；南郡、上党□邦道当戍东故徼者，署衡山郡。
所以凶屋医生，上面的南郡属地州陵将罪犯罚戍衡山郡，而赀戍在特定时间段，籍贯也集中于某郡，如秦始皇三十三年至三十五年间，有大批颍川郡籍的赀戍在迁陵县服役。
可见，无论是何种“戍”，都根据其性质的不同而进行郡一级的来源对应，以地理距离而言，并不算远，所谓“边戍”，看起来也不是真正的“极边”，秦代《戍律》中的“戍者月更”原则，并不是不能达成。
简言之，秦汉传送物资的规定速度，按照《二年律令·徭律》的说法是：
事委输，传送重车重负日行五十里，空车七十里，徒行八十里。
秦汉戍卒去归，均有“同车”的说法，且需自备口粮，则重车、徒行都有可能，1个月理论上重车可行1500里，徒行可行2400里，往返3000—4800里，行程用时2个月，戍边1个月，正合上文所言“三更”的时间，至少纸面上毫无压力。
总结一下，秦朝的力役制度应为：
其一，在县习射30天，免一更（正卒）；
其二，戍边1个月，行程2个月（边戍）；
其三，郡县居更、践更备徭使（徭役）；
其四，担任乘城卒，即守城兵（屯戍、县卒）。
本文授权转载自公众号刘三解free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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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徭”，应总称为力役，即国民义务为国家服役的形式，在秦汉法律中，又应分为徭役与戍役，所以既有《徭律》寂寞暴走，又有《戍律》。
所谓“赋”，应总称为赋敛，也就是除了田租税之外的其余税收，田租税包括田租、刍藁税，其余的，在秦汉体系下，应包括口钱、户赋、赀税、献费、更赋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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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诸多秦汉简牍出土之前，前辈学人根据有限的文献记载，确定了一个整齐划一的“汉制”想象，即汉代20岁以上的“已傅”男子，即法律意义上成年人的力役负担应为：
1.每年有一月在本郡、县服徭役，称“更卒”；
2.23岁以后开始服兵役，役期一般为2年，一年在本郡、县服役，称为"正卒"，教练材官、楼船士等；
3.之后一年到边郡戍守或到京师守卫，称为"戍卒"或"卫士"。
当然，也有说法认为以上的2年兵役统称为“正卒”，戍边和到京城守卫均为徭役，而非兵役，这些就属于概念性质的分歧，事实描述上区别并不大。
然而，这个“想象”并不正确，至少和秦朝、汉初的情况完全不符。
传世文献中对于秦汉徭役讨论的一条基础史料是《汉书·食货志》中引用董仲舒上疏中的一段论述：
又言：古者税民不过什一，其求易共；使民不过三日，其力易足。民财内足以养老尽孝，外足以事上共税，下足以蓄妻子极爱，故民说从上。
至秦则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又颛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荒淫越制，逾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赭衣半道，断狱岁以千万数。
汉兴，循而未改。古井田法虽难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盐铁皆归于民。去奴婢，除专杀之威。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然后可善治也。
这段话，描述了三个时代的政策，一个是所谓“古者”，一般认为是周朝，然后是商鞅变法后的秦国，最后是汉兴之后。
请注意加粗部分，“又加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
这句话，在过去近一个世纪的现代史学界曾经出现过多种断句方式，一种解法为：
“更卒”之役是每年1个月，屯戍之役为一生服1年，力役一生服1年。
另一种断句方法为“又加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解法则为：
“更卒”之役是每年1个月，又要一生担任“正卒”1年，一生中还要到边疆屯戍1年。
无论哪种断句法，1个月+1年+1年的分类法是没有问题的吧？
但是，我们还要看董仲舒的一个数量评断：
（力役）三十倍于古。
在董仲舒的所知信息中，周朝的徭役“使民不过三日”，而秦国、秦朝的力役“三十倍于古”，简单数学题，3*30=90天，无论如何不是30+360+360=750天，那就是200倍于古了。
这就只有两种解释，一个可能是董仲舒说的“三十倍”就是个约数，属于文学夸张；另一个可能是，前贤们解错了。
事实上，在《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中有这么一条记载：
（高后五年）八月，淮阳王薨，以其弟壶关侯武為淮阳王。令戍卒岁更。
戍卒，也即上述所说的“戍边”，更期变为一年。
换句话说，在高后五年之前，汉朝的戍卒服役并非一年为期，这也就意味着董仲舒说的“汉兴，循而未改”，因循的绝非“屯戍一年”。
这个问题是不是一下子复杂化了？
被绕晕的绝不只是近一百年来的今人研究者，早在三国时代曹魏人如淳注释《汉书》的过程中，已经懵了，他在对《汉书·昭帝纪》“三年以前逋更赋未入者，皆勿收”条下的注释中详细谈及：
如淳曰：“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践更，有过更。古者正卒无常人，皆当迭为之，一月一更，是谓卒更也。贫者欲得顾更钱者，次直者出钱顾之，月二千，是谓践更也。天下人皆直戍边三日，亦名为更，律所谓繇戍也。虽丞相子亦在戍边之调。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当自戍三日，不可往便还，因便住一岁一更。诸不行者，出钱三百入官，官以给戍者，是谓过更也。律说，卒践更者，居也，居更县中五月乃更也。后从尉律，卒践更一月，休十一月也。食货志曰：‘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此汉初因秦法而行之也。后遂改易，有谪乃戍边一岁耳。逋，未出更钱者也。”
如淳在讨论“更有三品”的过程中，提出了一个新说——“天下人皆直戍边三日”。
翻译过来就是，天下所有人都有戍边3天的义务，想不去的，拿钱300给官府，官府给那些“亲自去戍边一年的人”钱，以为“过更”。
其实，这个“戍边三日”的说法，本身就不是汉朝制度，而是对“古者”的误会，否则，秦汉戍边制度就和董仲舒说的“使民不过三日，其力易足”一回事了，事实上，还有诸多西汉人对周朝古制做过类似的回溯。
比如《礼记·王制》、《周礼·均人》记载类似：
用民之力，岁不过三日。
凡均力政，以岁上下，丰年则公用旬三日焉。
《汉书·贾邹枚路传》中记载汉文帝时人贾山在《至言》中提及：
昔者，周盖千八百国，以九州之民养千八百国之君，用民之力不过岁三日，什一而籍，君有余财，民有余力，而颂声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国之民自养，力罢不能胜其役，财尽不能胜其求。
这些都在董仲舒之前，也是说周制用民不过1年3天，收10%的税赋，民有余力，用以对比秦朝的百姓不胜重役和苛税，哪怕这些都是“文学家言”，周用民三日，秦也用民三日，莫非周也是“暴周”吗？那又何来对比呢？
所以马文璐，前辈学人早已论证清楚，所谓“戍边三日”的说法，根本不是秦汉制度。（见臧知非：《汉代“更赋”辩误——兼谈“戍边三日”问题》，刊于《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2期）
2
事实上，不止“戍边三日”有问题，所谓的兵役2年制度，在秦朝、汉初也肯定不存在。
《二年律令·徭律》规定：
睆老各半其爵（徭），□入独给邑中事。当（徭）戍而病盈卒岁及（繋），勿聶（摄）。
诸当行粟，独与若父母居老如睆老，若县父母疲癃者，皆勿行。金痍、有□病，皆以为疲癃,，可事如睆老。其非从军战痍也，作县官四更，不可事，勿事。
翻译一下，就是“睆老”仅服其爵位规定一半的徭役，若有重病可以免除戍役。
赶上服传送粮食的服役时，如果父母年高至“睆老”或者父母残疾，本人可以免服该徭役。若有战伤或至残疾者，可以减半徭役。非战伤伤残者，在官府服役“四更”，若不可服役，可以不服徭役。
这里面有几个专有名词非常关键，其一为“睆老” ，其二为“四更”。
所谓“睆老” 即接近“免老”年龄的老人，而“免老”也就是彻底不服徭役的年龄，并非整齐划一，而是以爵位而别，《二年律令·傅律》规定：
大夫以上年五十八，不更六十二，簪袅六十三，上造六十四，公士六十五，公卒以下六十六，皆为免老。
对应的，“睆老”年龄如下：
不更年五十八，簪袅年五十九，上造六十， 公士六十一，公卒、士五（伍）六十二， 皆为睆老。
对照一下，就是减4年，优惠条件即《二年律令·徭律》规定的：
老各半其爵 (徭),□入独给邑中事。当（徭）戍而病盈卒岁及（繋），勿聶（摄）。
综合起来就对本文第一部分所及的“一年戍边”的说法提出了质疑，即“睆老”也会“当戍”？
如果按照两年兵役的说法，则一个人一生的“戍边”任务只有一次、一年，那么不可能是接近“免老”的老人之前没有服过兵役而必须其远戍，这种制度设计的智力明显有问题，也是对兵员质量的不负责任。
这里，就涉及了第二个名词：“四更”。
在《二年律令·史律》中，有如下记载：
（卜学童）其能诵三万以上者，以为卜，上计六更 。
以祝十四章试祝学童，能诵七千言以上者，乃得为祝五更。
史卜年五十六，佐为吏盈廿岁，年五十六，皆为八更，六十为十二更。 五百石以下至有秩为吏盈十岁，年当睆老者, 为十二更，践更□□。 畴尸、茜御、杜主乐皆五更爱染恭子， 属大祝。祝年盈六十者，十二更、践更大祝。
史、卜、祝，都和宗教事务有关，史还有文书工作的业务，分别对应不同的长官服役，而“多少更”直接对应的是服役的番次，年纪越大，“更数”越多，有学者认为这里的“更数”实为免更数，其实不然。
结合隋唐“番上”制度可知，所谓“更数”即“番数”。
见《新唐书·兵志》：
凡当宿卫者番上，兵部以远近给番，五百里为五番，千里七番，一千五百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为十二番，皆一月上。若简留直卫者，五百里为七番，千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为十二番，皆月上。
这么看文字不清楚，上个图：
图表引自张国刚：《唐代府兵渊源与番役》，《历史研究》1989年第6期
所谓“十二番”，就是将当宿卫的总人数分为12批，同理，秦汉所谓“更数”也是一样，“役期一月”，几更即分为几批，如四更，则分为4批，也就是一年轮4次，睆老居于本地服役，没有往返时间，则服役4个月，休8个月。
这个判断的佐证，即湖北荆州松柏1号墓出土的汉代简牍，其时间虽为汉武帝建元、元光年间，但因为包含了大量的“簿籍”，有南郡和江陵西乡等地的户口簿、正里簿、免老簿、新傅簿、罢癃（疲癃）簿、归义簿、复事算簿、见（现）卒簿、置吏卒簿等多种簿籍，真正从制度层面为我们认识汉代“卒更”制度提供了钥匙。
其中《南郡卒更簿》记录非常详细，用两栏书写的方式，在南郡17个县（侯国）名下记录了各县（国）卒的人数、更的次数和每更的人数，以及“余”和“不足”的人数，还有“助”他县卒的数据，以及“受助”卒的数字：
巫卒千一百一十五人，七更，更百四十九人，余三十九人。
秭归千五十二人，九更，更百一十六人，其十七人助醴阳，余八人。
夷陵百二十五人，参 (叁) 更，更三十六人，余十七人七煞狂妃。
夷道二百五十三人，四更，更五十四人，余三十七人。
醴阳八十七人，参 (叁) 更，更四十二人，受秭归月十七人，余十二人。
孱陵百八人樊兵，参 ( 叁) 更，更百四十六人，不足五十一人，受宜成五十八人、临沮三十五人。
州陵百二十二人，参 (叁) 更，更三十七人，余十一人。
沙羡二百一十四人，参 (叁) 更，更六十人，余三十四人。
安陆二百七人，参 (叁) 更，更七十一人，不足六人。
宜成千六百九十七人，六更，更二百六十一人，其五十八人助孱陵，余八十九人。
江陵千六十七人，参 (叁) 更，更三百二十四人，余九十五人。
临沮八百三十一人，五更，更百六十二人，其三十五人助孱陵，二十九人便侯，余三十一人。
显陵百四十三人，参 (叁) 更，更四十四人，余十一人。
邔侯国二千一百六十九人，七更，更二百八十一人，其四十一人助便侯，二十九 ［人助］ 轪侯，余二百二人。
中卢五百二十三人，六更，更八十四人，余十九人。
便侯三百七十一人，参 (叁) 更，更百八十六人，受邔侯四十一 ［人］、临沮二十九 ［人］，余二十三人。当减。
轪侯四百四十六人，参 ( 叁) 更，更百七十人，受邔侯二十九人，余二十三［人］。当减。
凡万四七十人。
月用卒二千一百七十九人。
这里面，“醴阳八十七人，参 (叁) 更，更四十二人，受秭归月十七人，余十二人”已经说明卒更是以“月”为单位，后面又说到“月用卒”，更说明“卒更”的具体服役时间，就是一个月，这和上文中所引如淳言：“古者正卒无常人，皆当迭为之，一月一更，是谓卒更也。”完全吻合。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回看《二年律令·徭律》中的“四更”，《史律》中的“六更、八更、十二更”，可知都是和上述《南郡卒更簿》中的“三更”、“六更”、“七更”是一回事，即将更卒总人数除以3、6、7、8、12，役期1个月。
反过来再看如淳所说的“更有三品”，其实就很容易理解了：
所谓“践更”就是卒更服役的那个月。
“居更”就是服役之月外等待更替的月份，此时不服役，但“居住等待下一个更次”，因为理论上下一个更次还没到。
所谓“过更”，则是通过雇人代役或向官府纳钱代役而“过”此更役轮次。
事实上，如淳所处的三国时代仍保留着很多秦汉法律的遗存，比如东吴的简牍就显示在其户籍上仍有二十等爵制的爵名存在，这些遗留让当时人对于一些秦汉法律名词有所涉猎，但其内涵经过两汉400年间多次变迁，早已难以了解原貌，只能根据当时人的理解，对其进行臆测。
比如“律说，卒践更者，居也，居更县中五月乃更也。后从尉律，卒践更一月，休十一月也。”
这句话结合以上的信息，可以理解为，居更县中五月乃更，即单个更卒，服役1个月，休5个月，即1年轮2次，称六更，其后按照尉律的规定，改为单个更卒服役1个月，休11个月，即1年论1次，称十二更。
而在《南郡卒更簿》中，17个县（侯国）有10个是“三更”，也就是说每个戍卒要服役1个月，休2个月，即1年轮4次。
事实上，对“更数”的理解，唯其如此才能理解，正如《南郡卒更簿》和《二年律令》里展示的一样，“更数”是站在国家文书的角度来判断，并可以将其与具体的月数对应，才对于文书计数最为简易、便捷，而非站在个体更卒的角度来计数，这也是众多前贤学者对这一问题认识偏差的根本原因所在。
3
确定了“更数”的概念，也就确定了秦汉地方“徭役”的标准，再来看《二年律令·徭律》中的一句话：
县弩春秋射各旬五日，以当（徭）。
也就是说，在高帝、吕后的时代，县中每年春秋两季要组织“更卒”教习射弩，也就是军事训练，各旬五日，就是各15天，总计30天，正好是“一更”。这也是秦汉所谓“正卒之役”。
这条律文也说明，所谓“汉兴，循之未改”的，绝不是什么正卒一年的制度，而是在郡县教练一个月的“当徭”之役。
那么，秦、汉初的戍卒之役，到底是多久呢？
岳麓秦简《戍律》有如下三条信息：
戍律曰：戍者月更。君子守官四旬以上为除戍一更。遣戍，同居毋并行，不从律，赀二甲。戍在署，父母、妻死遣归葬。告县，县令拾日。
戍律曰：下爵欲代上爵、上爵代下爵及毋（无）爵欲代有爵者戍，皆许之。以弱代者及不同县而相代，勿许。
【不当相代】而擅相代，赀二甲；虽当相代而不谒书于吏，其庸代人者及取代者，赀各一甲。
最重要的是第一条，就是“戍者月更”，也就是说，戍边的服役期在秦朝律法里很明确，就是1个月。
除此之外放屁大王，在秦简所体现的律令中，明显将“乘城卒”或“县卒”与“践更县者”分开，里耶秦简16-5a木牍正面记载：
廿七年二月丙子朔庚寅，洞庭守礼谓县啬夫、卒史嘉、假卒史榖、属尉：令曰：传送委输，必先悉行城旦舂、隶臣妾、居赀赎债，急事不可留，乃兴繇。今洞庭兵输内史及巴、南郡、苍梧，输甲兵当传者多节传之。必先悉行乘城卒、隶臣妾、城旦舂、鬼薪、白粲、居赀赎债、司寇、隐官、践更县者。田时也，不欲兴黔首。嘉、榖、尉各谨案所部县卒、徒隶、居赀赎债、司寇、隐官、践更县者簿，有可令传甲兵，县弗令传之而兴黔首，兴黔首可省少弗省少而多兴者，辄劾移县，县亟以律令具论当坐者，言名决太守府。嘉、榖、尉在所县上书倒悬空寺。嘉、榖、尉令人日夜端行。
这是说秦洞庭郡运输物资的事件，按照“令”，应该先发刑徒、官奴婢干活服役，除非是特别紧迫，才可以兴徭役，役使黔首。
输送甲兵，必须先派出全部“乘城卒”和各类刑徒、官奴婢，乃至于“践更县者”，而不要另外征发黔首，所以，洞庭郡守命令下属按照所部的“县卒”、刑徒和“践更县者”的名簿，来完成任务。
可见，“乘城卒”即“县卒”。
另见里耶秦简记载：
[廿六] 年十二月癸丑朔己卯，仓守敬敢言之:出西廥稻五十□石六斗少半斗；输粢粟二石，以禀乘城卒夷陵士五(伍)阳□□□□。今上出中辨券廿九。敢言之。□手。
这是迁陵县仓库主管发给“乘城卒”阳两石粢粟的“中辨券”，这个“乘城卒”的户籍地在夷陵县，并不属于迁陵县所属的洞庭郡，而是南郡辖下。也就是说，秦朝人服县卒之役，也不一定在户籍地本县，只是距离不远。
从地理上考察，有学者考察了里耶秦简所见洞庭郡的戍卒籍贯共四十三例，发现其中乘城卒与屯戍、屯卒，均来自南郡及巴郡，即洞庭郡附近；而更戍、更戍卒则有11例，全来自于“城父县”。（见游逸飞：《里耶秦简所见的洞庭郡——战国秦汉郡县制个案研究之一》，简帛网2015年9月29日）
另有学者补充，除城父县外，仍有“雩娄县”、“留县”和“虞县”籍贯的更卒，不过，雩娄县籍戍卒应为公干迁陵县，并非戍所，而城父县与留县同属四川郡（《汉书》写作泗水郡），虞县则属砀郡，具体情况难以解析。（见杨先云：《论《里耶秦简（贰）》一则“更戍”材料》，简帛网2018年5月19日）
就此，或许可以在史书的“屯戍一岁”想象之外，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认识秦代“屯戍”与“更戍”区别的具体材料，只是现有资料无法直接证明，秦代“屯戍”的更期，到底是一年，还是一个月，不过既然以戍为名，理应遵循《戍律》规定的“戍者月更”的原则，而不会有法不依，变成“一岁”。
不过，“罚戍”、“赀戍”、赎戍就完全不是一回事了。
岳麓秦简《奏谳书》中有这么一个案例：
五月甲辰，州陵守綰、丞越、史获论令癸、琐等各赎黥。癸、行戍衡山郡各三岁，以當灋（法）；先备赎。
一方面是期限，罚戍的时间单位为“岁”，也就是“年”，里耶秦简中已知的“赀戍”、“赎戍”也多有2年以上者。
再如云梦秦简《秦律杂抄》就明确规定：
不当禀军中而禀者，皆赀二甲，法（废）；非吏殹（也），戍二岁；徒食、敦（屯）长、仆射弗告，赀戍一岁；令、尉、士吏弗得，赀一甲。军人买（卖）禀禀所及过县，陈康堤赀戍二岁；同车食、敦（屯）长、仆射弗告，戍一岁。
另一方面，“罚戍”的地点有规定目标，岳麓秦简记载：
绾请许而令郡有罪罚当戍者，泰原署四川郡；东郡、参川、颖川署江湖郡；南阳、河内署九江郡……
……泰原署四川郡；东郡、参川、颖川署江胡郡；南阳
河内署九江郡；南郡、上党□邦道当戍东故徼者，署衡山郡。
所以凶屋医生，上面的南郡属地州陵将罪犯罚戍衡山郡，而赀戍在特定时间段，籍贯也集中于某郡，如秦始皇三十三年至三十五年间，有大批颍川郡籍的赀戍在迁陵县服役。
可见，无论是何种“戍”，都根据其性质的不同而进行郡一级的来源对应，以地理距离而言，并不算远，所谓“边戍”，看起来也不是真正的“极边”，秦代《戍律》中的“戍者月更”原则，并不是不能达成。
简言之，秦汉传送物资的规定速度，按照《二年律令·徭律》的说法是：
事委输，传送重车重负日行五十里，空车七十里，徒行八十里。
秦汉戍卒去归，均有“同车”的说法，且需自备口粮，则重车、徒行都有可能，1个月理论上重车可行1500里，徒行可行2400里，往返3000—4800里，行程用时2个月，戍边1个月，正合上文所言“三更”的时间，至少纸面上毫无压力。
总结一下，秦朝的力役制度应为：
其一，在县习射30天，免一更（正卒）；
其二，戍边1个月，行程2个月（边戍）；
其三，郡县居更、践更备徭使（徭役）；
其四，担任乘城卒，即守城兵（屯戍、县卒）。
本文授权转载自公众号刘三解free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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