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多年来，原来战斗民族就是这样学习汉语的……-社会学之思
最近有没有熬夜看球？世界杯让很多小伙伴把目光集中在邻国俄罗斯身上。历史上，中国与俄罗斯早有接触和交流，近代以来更是边贸不断。近期，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和国内经济的发展，中俄两国在经济的交流更是日益密切。在跨国经贸活动中，熟练掌握对方语言的人才必不可少柳焚余，因此语言教学备受重视，而语言又是文化的载体，学习一门语言的过程也是跨文化接触的过程。本文节选自《中国-俄罗斯经济合作发展报告（2018）》的《东西伯利亚沿边地区中俄文化交流与合作的传统及意义》（作者А.В.马卡洛夫和И.Н.马姆金娜，译者程红泽）一文，该文利用俄文档案回溯了东西伯利亚地区汉语教学发展的简史。
? 图片来源人民网
俄罗斯东西伯利亚地区与中国、蒙古国接壤，历史上具有跨文化交流与经贸交往特性，从而形成对通晓汉语和蒙古语人才的需求，因此东西伯利亚地区早于俄罗斯其他地区意识到语言教学的重要性。东西伯利亚地区与中国接壤的陆上边界线总长度约4000公里，与蒙古国的边界线约3000公里，其中一段相当长的边境线经过后贝加尔边疆区，与中蒙毗邻是双方经贸关系发展的原因。中俄之间的经贸合作出现在1689年《尼布楚条约》签署后，19世纪中叶俄罗斯对中国贸易每年为其国库带来的收入超过1600万卢布。恰克图成为中俄互市贸易往来的重要地区。中俄贸易商队不仅将俄罗斯商品运至中国，而且也为东正教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贡献。1698年，托博尔斯克的议会书记维尼乌斯有一段描述东正教在北京建立教堂、众多中国人接受洗礼的记载。1700年，彼得一世为在中国开展传教签署了法令。从彼得一世签署的法令中可以得知，“……命令伊尔库茨克沃兹涅先斯基修道院修士大司祭安东尼在伊尔库茨克修道院设立蒙语学校，并为所需教学招收学习蒙语和汉语的教堂初级服务儿童”，这被认为是俄罗斯进行汉语教学的开始。伊尔库茨克沃兹涅先斯基修道院的这所学校成为语言教学中心，学校负责培养传教士在布里亚特和蒙古进行东正教传播，培训对中蒙贸易所需翻译人才。当时学校有两名教师，蒙古喇嘛拉普桑（后接受东正教洗礼改名为劳伦斯·伊万诺维奇·涅鲁诺夫）与其助手布里亚特人尼古拉·谢尔库诺夫，两人并不通晓俄语，教学是在翻译伊万·普斯滕尼科夫的帮助下进行的。而由于缺乏教师，汉语教学只进行了15年。
19世纪初，汉语学习热重新兴起。1805年，伊尔库茨克主要学校改制为省立普通中学。在中学开学典礼时，当地商人将藏书丰富的图书馆作为礼物赠送给学校，其中包含大量汉语书籍。然而由于缺乏词典、详细编写的教学法和训练有素的教师，汉语教学质量不尽如人意，不久中学取消了汉语教学。
1808年，修士大祭司亚金夫（尼基塔·亚科弗勒维奇·比丘林）负责主持北京的俄罗斯宗教委员会，这期间亚金夫开始研究汉语。由于缺乏参考资料，亚金夫自创学习方法，直接与当地居民沟通，获取不明物件或事物的解释及对应象形文字，事后由中国老师检查其概念和汉字书写的正确性，由此可见，语言研究是在民族文化框架内与其母语沟通的过程。五年后亚金夫开始翻译汉语文章，这些翻译资料为亚金夫后续的学术成果打下基础。1822年亚金夫返回俄罗斯时已经精通汉语，能够编写俄汉字典和语法教科书。
在亚金夫的倡议下，1835年汉语学校（又称“莫卧儿”学校）在恰克图隆重开学。恰克图是当时欧亚经济贸易的枢纽，俄罗斯与欧洲的贸易公司将商品经恰克图运往各处销售。恰克图作为中俄贸易前哨的位置对其社会人口构成产生了影响，随着贸易量增加，商人数量也在增多。1851年，西伯利亚商人的数量增加了三倍，人数达8008人，商人平均年收入129000银卢布。贸易往来不仅需要内行人才，还需要协助基本交流的翻译人员，在恰克图开展教育事业是重要任务之一，受跨境形势的影响其教育系统发展迅速，恰克图的教育机构数量可以与伊尔库茨克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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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克图汉语学校曾是1835~1867年俄罗斯汉学教育的最早中心之一。地方当局以及恰克图商人不仅意识到需要学习汉语，也能够在这方面采取必要步骤。1831年5月，恰克图海关主管向外交部亚洲司递交地方商人尼古拉·马特维耶维奇·伊古姆诺夫关于开设汉语学校的申请，这在当时是个积极的决定。根据现有档案资料，学校于1835年5月16日开学，该日期是汉语老师K.克雷姆斯基在报告（后贝加尔边疆区国家档案-ГАЗКф.68о.1д.32）中注明的。学校作为语言教学机构旨在培养汉语专业人才，学制四年，培训面向当地海关以及选修生。
应当指出的是，学校通过多年教学已形成十分明确的教学宗旨。在教学的第一年，学生应了解汉语语法，并与俄语语法进行比较，以便能够消除在表达方面的分歧。第二年教学进行汉语语法复习，在交谈中运用语法规则，了解汉语本质特征，进行内容贴近于恰克图商贸用语的简单对话学习，还需要熟记商品汉语名称以及翻译成俄语的“商业行话”。第三年，学生需要进行大量会话练习并进行初步翻译，除此之外作为家庭作业还需翻译些简单文本。在第四学年（最后一学年），除练习运用汉语的充分表达形式以及日常短语外，还需注意上述科目学习中汉语音节的区别。将汉语语法同俄语进行比较，主要是向学生阐明中俄语言差异以及如何协调表达这些差异。在阅读时需为学生指出汉字的正确发音，否则学生会产生理解错误甚至根本不清楚阅读内容，此外各年级学生还经常练习汉字书写。我们研究的档案文件清楚地表明，当时学校教授汉语具有专业导向，情景会话及词汇符合预期的专业范围。教学过程是由感知、记忆和重复组成金元萱，这使学生牢牢记住海关通关时与中国人交谈的六句日常用语。学校各种会话培训是建立在相同材料上的，持续训练促成了这些词汇的高频学习。
关于学校运作信息最可靠的材料出自汉语老师K.Г.克雷姆斯基每季度向恰克图海关主管呈送的报告，报告中记载着每名学生的详细信息，包括年龄、籍贯和成绩与你到永久。数据列表分析表明，大部分学生来自恰克图、伊尔库茨克、上乌金斯克商人和市民家庭，此外还包括来自不同城市的“喀山市民之子”、“莫斯科商人之子”、“托博尔斯克商人之子”以及“沃洛格达商人的兄弟”。事实表明，19世纪不仅在后贝加尔地区，俄罗斯其他远离中国的地区也需要通晓汉语的人才。
学生成绩被评为“优秀”“非常好”“好”“良”，凭借良好品行、勤奋和优异成绩，最杰出的学生毕业时会获得书籍和荣誉奖状。学校课程结束时总是要进行公开考试，恰克图海关代表和商人都将出席，这再次印证该机构具有特殊的社会意义。在场参观者可以提出翻译测试，测试内容须符合汉语应用的预期范围。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学校图书馆当时拥有丰富的汉学书籍，在学校整个运作期间图书馆定期更新出版物。根据现存档案资料，当地商人在图书馆建设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首先，根据标注日期为1835年5月9日的汉语书籍捐赠清单，恰克图第一公会商人、荣誉市民和商业顾问Н.М.伊古姆诺夫向学校捐献书籍25册，其中包括各种汇编、字帖、参考书和字典，包括满文、蒙文、汉文和藏文四种文字的书籍。其次，根据书籍清单，恰克图商人于1845年11月18日在北京购买了24册书籍，书籍主要涉及国情特征。同恰克图商界一样，东正教神职人员也不止一次向学校图书馆捐赠书籍。根据书籍清单，北京宗教传教士团的修士司祭因诺肯季神父1850年7月9日向学校捐赠13类书籍，其中包括涉及中国历史、传统和习俗的书籍。1855年的报告提及色楞格的圣三一修道院院长大司祭丹尼尔向学校赠送总计31类的大量中文汇编及蒙古文和满文书籍，其中包括《明史》24册、“古诗词集”10册。分析图书馆书籍的目录和清单后，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大部分书籍具有国情学性质，介绍所学语言国家的文化、历史和传统。
需要指出的是，东西伯利亚的汉语学校存在要归功于К.Г.克雷姆斯基的活动，这是俄语教育史上的独特现象，他在信件和报告中提出的优化汉语学习的建议至今没有失去意义。1858年6月3日在寄给恰克图市长的信中，他提出了如下的方法论：母语应该是学习任何一门外语的基础和出发点；学生们学习汉语之前必须熟悉俄语语法，这是必要的；需要对学生进行严格选拔，从那些喜好说汉语的人中选拔具有良好能力的学生；为获得成功，不妨邀请中国人作为谈话对象，这是所有希望学生精通外语的教育机构所应该做的。作为一名有实践经验的教师，克雷姆斯基致力于提高汉语教学质量，他意识到针对性选择的重要性，教学需要进行语言实践；他成功地将教学与翻译活动相结合，还曾参与沙俄远征和中俄谈判。克雷姆斯基死后学校几乎停办，1862年学校被关闭处于“直至另行通知”状态化学金排，1867年3月学校彻底关闭。
恰克图汉语学校被认为是俄罗斯首批汉语教学机构之一，这个独一无二的教学机构制订的培训计划明确了学习目的并强调最终考核目标，未来职业活动范围决定了教材以及交际语言模式的选择和制定。学校教学期间为保持与中国社会政治、贸易和文化联系积累了相当多的资源学事通，进而为俄罗斯汉学奠定了基础。恰克图汉语学校关闭使该地区居民失去学会常驻地语言的机会，他们不得不前往莫斯科或中国学习。时隔近百年汉语教学才得以恢复，1960年赤塔国立师范学院开设汉语和英语专业；1961年在此基础上学院成立了汉语系，其主要目的是培训掌握实用汉语的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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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首批汉语毕业生开始在赤塔第四中学认真展开汉语教学。应当指出，这时苏联学校的外语教学实践以语法、翻译为主，即基础课程教学基于汉语语法体系，教学偏重于培训语法分析、记忆方法和翻译。虽然这种方法有所缺陷，甚至不能保证初步掌握汉语交流知识，但在理解阅读和翻译教学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果。此后，随着交际语言学（Л.В.谢尔巴）、行为理论（А.Н.列昂季耶夫）、心理行为理论（П.Я.哈尔佩林）的发展，在外语教学对比法的基础上形成了汉语教学法，这种方法以认识到语言现象和应用方法在交谈中的重要性为前提。这种方法被其拥护者认为是掌握一种语言的最佳途径，自觉对比法的主要方法原则是：在具备口语会话前提下掌握言语行为类型；将教学资料分为常用的和非常用的；按照从接触知识到语言技能与技巧培训的顺序组织教学。自觉对比法概念被应用在俄罗斯大量教科书和汉语教材中，该教学法直到现在依然是大学汉语教学中的优秀教学法。
20世纪90年代，随着“铁幕”的消失，外语教学目的发生变化，外语教学的最终目标是由目标语言交流培训所使用的框架材料来确定的。在中学汉语教学中偏重Е.И.帕索夫验证提出的交际法教学，该方法是基于交际语言学、活动心理学、文化对话的个性发展。该方法尝试将语言学习贴近于真正沟通，其中主要方法之一是言语重点训练，是指学生在交流过程中积极参与，最大限度地重现交流场景。大多数汉语培训使用的交际法教学理念是由后贝加尔地区进行汉语教学的教师提出的。
发展对华文化、经济和教育交往，不仅要求相关专家通晓汉语，还需有效开展跨文化交际的能力重返侏罗纪。陈杏衣跨文化交流的成功除需要通晓汉语外还与对中国礼节、交际规则、特定民族文化的认知有关。为解决这一迫切需要叶凯茵，后贝加尔大学开始重建汉语教学，并以此为基础提出汉语教学应该与中国文化紧密结合的想法。其中跨文化法被认定为外语教学的主要方法之一，该方法将语言学习视为跨文化交流的文化现象。在跨文化学习法领域研究方法学的学者（В.П.瑟索耶夫、С.Г.杰尔-米纳索娃、И.И.哈列耶娃等）依靠心理和社会文化研究，证明每个人的世界观和理解都是基于自己的客观价值体系、社会观念、认知等体系，人类意识总是带有民族化色彩。在学习汉语的各个阶段，汉语学习与中国文化研究呈现出不可分割的统一性。
中俄跨境合作增多导致专业领域中急需通晓汉语的专业人才，这种需求反过来导致语言培训的质变。汉语培训从学生在专业环境中实际使用的角度出发，涉及主动学习，模拟专业领域交流的实际情况。由此可见，从能力角度来看，专业外语人才培训不仅要让学生掌握一定程度的汉语知识、技巧与技能，还要在利用外语解决专业问题过程中完善其可用性。因此，学生的外语能力只有在多元认知、交际等实践活动过程中才能够形成。
中俄经济合作蓝皮书
中国-俄罗斯经济合作发展报告（2018）
朱宇 [俄] A. B. 奥斯特洛夫斯基 主编
ISBN978-7-5201-2529-1
2018年5月出版
自1991年以来，中俄经济合作快速发展，经贸合作、产业合作及大项目合作取得了重要成就，这对于构建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两国为促进区域经济发展，陆续提出中国东北振兴和俄罗斯远东开发战略，通过“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中蒙俄经济走廊”与俄远东超前发展区对接，有力提升了中俄经济合作水平，为两国合作注入了新动力。为应对两国经济合作不断出现的新形势和新任务，推动中俄经济再上新台阶，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与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开展合作攻关，发挥两国智库专家作用赵世永，首次联合推出了《中国－俄罗斯经济合作发展报告（2018）》。本报告力图以最新的资料和全新的视角，为两国政府和企业科学决策提供咨询和参考。
? 封面及文章配图来源于网络 本期编辑靖元
最近有没有熬夜看球？世界杯让很多小伙伴把目光集中在邻国俄罗斯身上。历史上，中国与俄罗斯早有接触和交流，近代以来更是边贸不断。近期，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和国内经济的发展，中俄两国在经济的交流更是日益密切。在跨国经贸活动中，熟练掌握对方语言的人才必不可少柳焚余，因此语言教学备受重视，而语言又是文化的载体，学习一门语言的过程也是跨文化接触的过程。本文节选自《中国-俄罗斯经济合作发展报告（2018）》的《东西伯利亚沿边地区中俄文化交流与合作的传统及意义》（作者А.В.马卡洛夫和И.Н.马姆金娜，译者程红泽）一文，该文利用俄文档案回溯了东西伯利亚地区汉语教学发展的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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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东西伯利亚地区与中国、蒙古国接壤，历史上具有跨文化交流与经贸交往特性，从而形成对通晓汉语和蒙古语人才的需求，因此东西伯利亚地区早于俄罗斯其他地区意识到语言教学的重要性。东西伯利亚地区与中国接壤的陆上边界线总长度约4000公里，与蒙古国的边界线约3000公里，其中一段相当长的边境线经过后贝加尔边疆区，与中蒙毗邻是双方经贸关系发展的原因。中俄之间的经贸合作出现在1689年《尼布楚条约》签署后，19世纪中叶俄罗斯对中国贸易每年为其国库带来的收入超过1600万卢布。恰克图成为中俄互市贸易往来的重要地区。中俄贸易商队不仅将俄罗斯商品运至中国，而且也为东正教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贡献。1698年，托博尔斯克的议会书记维尼乌斯有一段描述东正教在北京建立教堂、众多中国人接受洗礼的记载。1700年，彼得一世为在中国开展传教签署了法令。从彼得一世签署的法令中可以得知，“……命令伊尔库茨克沃兹涅先斯基修道院修士大司祭安东尼在伊尔库茨克修道院设立蒙语学校，并为所需教学招收学习蒙语和汉语的教堂初级服务儿童”，这被认为是俄罗斯进行汉语教学的开始。伊尔库茨克沃兹涅先斯基修道院的这所学校成为语言教学中心，学校负责培养传教士在布里亚特和蒙古进行东正教传播，培训对中蒙贸易所需翻译人才。当时学校有两名教师，蒙古喇嘛拉普桑（后接受东正教洗礼改名为劳伦斯·伊万诺维奇·涅鲁诺夫）与其助手布里亚特人尼古拉·谢尔库诺夫，两人并不通晓俄语，教学是在翻译伊万·普斯滕尼科夫的帮助下进行的。而由于缺乏教师，汉语教学只进行了15年。
19世纪初，汉语学习热重新兴起。1805年，伊尔库茨克主要学校改制为省立普通中学。在中学开学典礼时，当地商人将藏书丰富的图书馆作为礼物赠送给学校，其中包含大量汉语书籍。然而由于缺乏词典、详细编写的教学法和训练有素的教师，汉语教学质量不尽如人意，不久中学取消了汉语教学。
1808年，修士大祭司亚金夫（尼基塔·亚科弗勒维奇·比丘林）负责主持北京的俄罗斯宗教委员会，这期间亚金夫开始研究汉语。由于缺乏参考资料，亚金夫自创学习方法，直接与当地居民沟通，获取不明物件或事物的解释及对应象形文字，事后由中国老师检查其概念和汉字书写的正确性，由此可见，语言研究是在民族文化框架内与其母语沟通的过程。五年后亚金夫开始翻译汉语文章，这些翻译资料为亚金夫后续的学术成果打下基础。1822年亚金夫返回俄罗斯时已经精通汉语，能够编写俄汉字典和语法教科书。
在亚金夫的倡议下，1835年汉语学校（又称“莫卧儿”学校）在恰克图隆重开学。恰克图是当时欧亚经济贸易的枢纽，俄罗斯与欧洲的贸易公司将商品经恰克图运往各处销售。恰克图作为中俄贸易前哨的位置对其社会人口构成产生了影响，随着贸易量增加，商人数量也在增多。1851年，西伯利亚商人的数量增加了三倍，人数达8008人，商人平均年收入129000银卢布。贸易往来不仅需要内行人才，还需要协助基本交流的翻译人员，在恰克图开展教育事业是重要任务之一，受跨境形势的影响其教育系统发展迅速，恰克图的教育机构数量可以与伊尔库茨克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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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克图汉语学校曾是1835~1867年俄罗斯汉学教育的最早中心之一。地方当局以及恰克图商人不仅意识到需要学习汉语，也能够在这方面采取必要步骤。1831年5月，恰克图海关主管向外交部亚洲司递交地方商人尼古拉·马特维耶维奇·伊古姆诺夫关于开设汉语学校的申请，这在当时是个积极的决定。根据现有档案资料，学校于1835年5月16日开学，该日期是汉语老师K.克雷姆斯基在报告（后贝加尔边疆区国家档案-ГАЗКф.68о.1д.32）中注明的。学校作为语言教学机构旨在培养汉语专业人才，学制四年，培训面向当地海关以及选修生。
应当指出的是，学校通过多年教学已形成十分明确的教学宗旨。在教学的第一年，学生应了解汉语语法，并与俄语语法进行比较，以便能够消除在表达方面的分歧。第二年教学进行汉语语法复习，在交谈中运用语法规则，了解汉语本质特征，进行内容贴近于恰克图商贸用语的简单对话学习，还需要熟记商品汉语名称以及翻译成俄语的“商业行话”。第三年，学生需要进行大量会话练习并进行初步翻译，除此之外作为家庭作业还需翻译些简单文本。在第四学年（最后一学年），除练习运用汉语的充分表达形式以及日常短语外，还需注意上述科目学习中汉语音节的区别。将汉语语法同俄语进行比较，主要是向学生阐明中俄语言差异以及如何协调表达这些差异。在阅读时需为学生指出汉字的正确发音，否则学生会产生理解错误甚至根本不清楚阅读内容，此外各年级学生还经常练习汉字书写。我们研究的档案文件清楚地表明，当时学校教授汉语具有专业导向，情景会话及词汇符合预期的专业范围。教学过程是由感知、记忆和重复组成金元萱，这使学生牢牢记住海关通关时与中国人交谈的六句日常用语。学校各种会话培训是建立在相同材料上的，持续训练促成了这些词汇的高频学习。
关于学校运作信息最可靠的材料出自汉语老师K.Г.克雷姆斯基每季度向恰克图海关主管呈送的报告，报告中记载着每名学生的详细信息，包括年龄、籍贯和成绩与你到永久。数据列表分析表明，大部分学生来自恰克图、伊尔库茨克、上乌金斯克商人和市民家庭，此外还包括来自不同城市的“喀山市民之子”、“莫斯科商人之子”、“托博尔斯克商人之子”以及“沃洛格达商人的兄弟”。事实表明，19世纪不仅在后贝加尔地区，俄罗斯其他远离中国的地区也需要通晓汉语的人才。
学生成绩被评为“优秀”“非常好”“好”“良”，凭借良好品行、勤奋和优异成绩，最杰出的学生毕业时会获得书籍和荣誉奖状。学校课程结束时总是要进行公开考试，恰克图海关代表和商人都将出席，这再次印证该机构具有特殊的社会意义。在场参观者可以提出翻译测试，测试内容须符合汉语应用的预期范围。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学校图书馆当时拥有丰富的汉学书籍，在学校整个运作期间图书馆定期更新出版物。根据现存档案资料，当地商人在图书馆建设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首先，根据标注日期为1835年5月9日的汉语书籍捐赠清单，恰克图第一公会商人、荣誉市民和商业顾问Н.М.伊古姆诺夫向学校捐献书籍25册，其中包括各种汇编、字帖、参考书和字典，包括满文、蒙文、汉文和藏文四种文字的书籍。其次，根据书籍清单，恰克图商人于1845年11月18日在北京购买了24册书籍，书籍主要涉及国情特征。同恰克图商界一样，东正教神职人员也不止一次向学校图书馆捐赠书籍。根据书籍清单，北京宗教传教士团的修士司祭因诺肯季神父1850年7月9日向学校捐赠13类书籍，其中包括涉及中国历史、传统和习俗的书籍。1855年的报告提及色楞格的圣三一修道院院长大司祭丹尼尔向学校赠送总计31类的大量中文汇编及蒙古文和满文书籍，其中包括《明史》24册、“古诗词集”10册。分析图书馆书籍的目录和清单后，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大部分书籍具有国情学性质，介绍所学语言国家的文化、历史和传统。
需要指出的是，东西伯利亚的汉语学校存在要归功于К.Г.克雷姆斯基的活动，这是俄语教育史上的独特现象，他在信件和报告中提出的优化汉语学习的建议至今没有失去意义。1858年6月3日在寄给恰克图市长的信中，他提出了如下的方法论：母语应该是学习任何一门外语的基础和出发点；学生们学习汉语之前必须熟悉俄语语法，这是必要的；需要对学生进行严格选拔，从那些喜好说汉语的人中选拔具有良好能力的学生；为获得成功，不妨邀请中国人作为谈话对象，这是所有希望学生精通外语的教育机构所应该做的。作为一名有实践经验的教师，克雷姆斯基致力于提高汉语教学质量，他意识到针对性选择的重要性，教学需要进行语言实践；他成功地将教学与翻译活动相结合，还曾参与沙俄远征和中俄谈判。克雷姆斯基死后学校几乎停办，1862年学校被关闭处于“直至另行通知”状态化学金排，1867年3月学校彻底关闭。
恰克图汉语学校被认为是俄罗斯首批汉语教学机构之一，这个独一无二的教学机构制订的培训计划明确了学习目的并强调最终考核目标，未来职业活动范围决定了教材以及交际语言模式的选择和制定。学校教学期间为保持与中国社会政治、贸易和文化联系积累了相当多的资源学事通，进而为俄罗斯汉学奠定了基础。恰克图汉语学校关闭使该地区居民失去学会常驻地语言的机会，他们不得不前往莫斯科或中国学习。时隔近百年汉语教学才得以恢复，1960年赤塔国立师范学院开设汉语和英语专业；1961年在此基础上学院成立了汉语系，其主要目的是培训掌握实用汉语的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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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首批汉语毕业生开始在赤塔第四中学认真展开汉语教学。应当指出，这时苏联学校的外语教学实践以语法、翻译为主，即基础课程教学基于汉语语法体系，教学偏重于培训语法分析、记忆方法和翻译。虽然这种方法有所缺陷，甚至不能保证初步掌握汉语交流知识，但在理解阅读和翻译教学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果。此后，随着交际语言学（Л.В.谢尔巴）、行为理论（А.Н.列昂季耶夫）、心理行为理论（П.Я.哈尔佩林）的发展，在外语教学对比法的基础上形成了汉语教学法，这种方法以认识到语言现象和应用方法在交谈中的重要性为前提。这种方法被其拥护者认为是掌握一种语言的最佳途径，自觉对比法的主要方法原则是：在具备口语会话前提下掌握言语行为类型；将教学资料分为常用的和非常用的；按照从接触知识到语言技能与技巧培训的顺序组织教学。自觉对比法概念被应用在俄罗斯大量教科书和汉语教材中，该教学法直到现在依然是大学汉语教学中的优秀教学法。
20世纪90年代，随着“铁幕”的消失，外语教学目的发生变化，外语教学的最终目标是由目标语言交流培训所使用的框架材料来确定的。在中学汉语教学中偏重Е.И.帕索夫验证提出的交际法教学，该方法是基于交际语言学、活动心理学、文化对话的个性发展。该方法尝试将语言学习贴近于真正沟通，其中主要方法之一是言语重点训练，是指学生在交流过程中积极参与，最大限度地重现交流场景。大多数汉语培训使用的交际法教学理念是由后贝加尔地区进行汉语教学的教师提出的。
发展对华文化、经济和教育交往，不仅要求相关专家通晓汉语，还需有效开展跨文化交际的能力重返侏罗纪。陈杏衣跨文化交流的成功除需要通晓汉语外还与对中国礼节、交际规则、特定民族文化的认知有关。为解决这一迫切需要叶凯茵，后贝加尔大学开始重建汉语教学，并以此为基础提出汉语教学应该与中国文化紧密结合的想法。其中跨文化法被认定为外语教学的主要方法之一，该方法将语言学习视为跨文化交流的文化现象。在跨文化学习法领域研究方法学的学者（В.П.瑟索耶夫、С.Г.杰尔-米纳索娃、И.И.哈列耶娃等）依靠心理和社会文化研究，证明每个人的世界观和理解都是基于自己的客观价值体系、社会观念、认知等体系，人类意识总是带有民族化色彩。在学习汉语的各个阶段，汉语学习与中国文化研究呈现出不可分割的统一性。
中俄跨境合作增多导致专业领域中急需通晓汉语的专业人才，这种需求反过来导致语言培训的质变。汉语培训从学生在专业环境中实际使用的角度出发，涉及主动学习，模拟专业领域交流的实际情况。由此可见，从能力角度来看，专业外语人才培训不仅要让学生掌握一定程度的汉语知识、技巧与技能，还要在利用外语解决专业问题过程中完善其可用性。因此，学生的外语能力只有在多元认知、交际等实践活动过程中才能够形成。
中俄经济合作蓝皮书
中国-俄罗斯经济合作发展报告（2018）
朱宇 [俄] A. B. 奥斯特洛夫斯基 主编
ISBN978-7-5201-2529-1
2018年5月出版
自1991年以来，中俄经济合作快速发展，经贸合作、产业合作及大项目合作取得了重要成就，这对于构建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两国为促进区域经济发展，陆续提出中国东北振兴和俄罗斯远东开发战略，通过“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中蒙俄经济走廊”与俄远东超前发展区对接，有力提升了中俄经济合作水平，为两国合作注入了新动力。为应对两国经济合作不断出现的新形势和新任务，推动中俄经济再上新台阶，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与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开展合作攻关，发挥两国智库专家作用赵世永，首次联合推出了《中国－俄罗斯经济合作发展报告（2018）》。本报告力图以最新的资料和全新的视角，为两国政府和企业科学决策提供咨询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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