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屈原及楚辞研究综述（上）-中国屈原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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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屈原及楚辞研究继续推进。据不完全统计，本年度国内外出版的屈原和楚辞研究专著及普及著作达四十余部，各类学术刊物刊发相关研究论文三百五十余篇都市修神人，其中包括25篇硕、博论文。这些成果内容涉及屈原生平事迹研究、楚辞作品研究、屈原及楚辞影响研究、楚辞学史研究、宋玉研究、楚辞传播以及与楚辞相关的交叉学科研究。本文就 2014 年度屈原及楚辞研究情况综述如下。
一、屈原生平事迹研究
关于屈原身世，自古说法纷纭，难有定论。其中关于屈原故里就有“秭归说”“江陵说”“汉寿说”“临湘说”等，而近年来“河南西峡说”也为部分学者所接受，并一度成为楚辞研究会议上的焦点问题。对此，张中一和谭家斌论文提出异议。张文提出汉代人所造就的屈氏先祖世系、屈原事迹史料与战国中期的屈原并无瓜葛，汉及汉之后的屈原纪念地、建筑物、文献都不可作为屈原故里的铁证；谭文则针对段文汉于2013年所发表的《河南西峡屈原岗历史渊源考证及其价值》一文所举列的六个方面证据进行辨析，不同意西峡是屈原故里或是祖籍地的说法。
屈原“流放”之地也是屈原研究中的一大问题。宋以前x3重聚，人们普遍认为屈原被放逐至江南一带，及明清学者们对屈原放逐的地点及路线等投入了更多的关注法茂人，其研究也有了新的着眼点，即将“陵阳”“汉北”视作屈原的流放之地。对此，周秉高认为，屈原在楚怀王十六年至十七年期间被迫离开郢都来到汉北，其所游历的地方至少包括郧襄一带，屈原在即将踏上流放汉北之路时创作了《离骚》，而在汉北期间创作了《抽思》。李炳海则对《天问》末章出现的“吴军入郢”和“子文名彰”两个历史典故进行解读，认为屈原从郢都前往贬谪地汉北，所经过的地域有的是当年吴楚交战的疆场或是与当年的战场仅有一水之隔，还有的是令尹子文所属若敖氏家族覆灭的地方，这也是把上述两个历史典故写入《天问》的重要原因。 而陈锦剑则对屈原“流放”汉北提出怀疑，认为将“陵阳”“汉北”视作屈原放逐地的看法不甚可靠。
屈原之死是屈原人格精神的集中表现，李玉琴认为屈原之死不仅关乎他的现实困境、生存危机以及精神孤独， 更重要的是关乎个体存在的意义危机。 刘安然对屈原之死的美学意义进行了分析。姜和以《离骚》为例对屈原性格进行了分析，认为屈原的性格决定着他的政治命运。
屈原历来多被誉为中国历史上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其风格、精神光耀千古。而这一评价的形成是一个历时性过程。对此，孙丽梳理出早期（汉至魏晋南北朝）屈原人格形象的整体构建过程及其影响，认为屈原形象是一个不断被修饰和适应时代需要而被构建的过程。郭建勋在《光明日报·光明讲坛》发表文章，针对学界关于屈原存在与否的问题充分考证了屈原存在的证据链，肯定了屈原的真实性和伟大性；文中同时认为“屈原特别突出的故土观念，客观上已经孕育着爱国主义的胚胎，而在此后对屈原人格的解读与认知过程中，历史给予了屈原故土观念以新的意义和新的内涵”。
△屈原行吟图 资源图片
关于屈原的评价问题，在两汉的文学批评中贾谊、刘安、司马迁、扬雄、班固、王逸等人均先后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由于经历、思想、立场以及关注的角度有异车臣仕，各家意见纷纭乃至针锋相对，甚或同一个人在批评屈原时亦会出现自我矛盾、龃龉不可解之处。对此，雷炳锋认为汉代的屈原批评所遵循的模式则是一致的，即围绕着《屈原列传》所开创的历史形象和文学形象两个维度而展开，历史形象适用于总体上阐述屈原文学创作情形，也就是作者论；文学形象则表现为有关屈原作品内容的批评，即作品论。屈原自我塑造的文学形象，给汉人提供了多重阐释的空间和可能。台湾学者杨儒宾从“原型”的角度介入屈原的诠释。肖玉峰则对自东汉王逸以来大力宣扬的“屈原爱民说”提出否定意见。
屈原光耀千古，故历代为纪念屈原修建的祠堂庙宇不可枚数，龚红林著书一种，先后介绍湖南省域屈原庙分布及历史沿革蒋道平，湖北省域屈原庙分布及历史沿革，重庆市、四川省域屈原纪念建筑沿革等。这些物质遗产中蕴含着大量的历史和文化信息，具有弥足珍贵的价值。如何保护这些遗产也是屈原研究关注的内容，对此，任远等人对汨罗屈子祠的历史文化价值进行了发掘探讨。
△屈子祠 资源图片
二、楚辞作品研究
2014 年，楚辞研究学者们对具体作品的研究继续深入，其中《离骚》《九歌》等主要篇目依旧占据较大比重，学者们采用多种视角对这些作品进行解读。
《离骚》的作者是屈原，而尹荣方提出不同意见，认为《离骚》继承了荀子《赋篇》的“隐”的传统，以“历数”为隐，其文当是淮南王刘安应汉武帝之命而作。《离骚》创作时间，学界普遍采用游国恩先生观点，认为《离骚》写于顷襄王朝再放江南时，潘啸龙推测诗人之作《离骚》大抵在将临五十六岁老年，即顷襄王八、九年间。 周秉高则对这一说法持否定态度，认为《离骚》也不可能作于顷襄王时代。
关于《离骚》的主题，梁文勤从《离骚》中“奔走”这一类动词入手，认为抒情主人公奔走于神境的动因，是不妥协不放弃的理想追求，其实质则是自我在精神层面突出重围的努力。王翠从生态意识角度对《离骚》进行分析。方崇婧对《离骚》中“香草美人”意象及其与楚文化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尚永亮对《离骚》象喻系统与文化内蕴进行了分析；朱方遒则从审美角度论述《离骚》的审美结构；马迎春从符号——结构分析比较《离骚》和《神曲》的文学手法。
《九歌》是继《离骚》在楚辞文本研究的另一大重点篇章。张鹤与吴广平均认为东皇太一原型应为楚之始祖天帝颛顼高阳氏。成倩对“东皇太一”神“祠在楚东”之说进行了分析。孙吴则探析了造成对“东皇太一”的神性多样性解读的成因。徐鸿从神性、人性、自然、屈原的情感取向四个角度解读《湘君》《湘夫人》这两首诗中的情感之味；闻婧对《湘君》受动性的美学进行分析；肖献军从“二妃”主人公形象的历史变迁入手，对二妃意象的形成及在唐代湖湘地区的流传与新变进行论述。彭智烨以《山鬼》为例审视《九歌》作为戏剧文本的表演状态和艺术改造的过程，并考察戏剧在古中国的最初发展及流变。 罗家湘对《大司命》《少司命》两篇中的生死观念进行了研究。周建忠则对《九歌》中的“河伯”和“冯夷”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讨论。张润中对《国殇》叙事艺术与思想境界进行全面分析，认为此篇是对先秦战争叙事文学的一个整体超越。
对《九歌》的研究除了具体篇章的探讨之外，不少学者还从整体结构、情感内容、民俗文化等角度进行分析。如张二雄《〈九歌〉的篇目结构与祭祀体制》、张喻《论楚辞〈九歌〉中的自然崇拜》、史小伟《〈九歌〉中的祭祀文化研究》、张大明《从〈九歌〉中看屈原音乐忧患意识》、刘石林《〈九歌〉与汨罗民俗“打倡”》、熊婷《解读屈原〈九歌〉中的悲剧意蕴》、李欣《浅谈〈九歌〉与湖湘文化》、林训涛《屈原〈九歌〉悲剧意象论》等，这些成果对《九歌》研究均具有启发意义。
《天问》一篇也是楚辞研究的热点，胡彦便对《天问》的史学价值进行分析，高度评价该篇的史学价值。代生则以《天问》为契口，通过联系相关资料，分析梳理王亥、上甲微父子都与有易氏女有婚姻关系。周建忠考析《天问》中屈原所问“大鸟何鸣，夫焉丧厥体”一句之本意，认为或当指楚文王时之事。刘健以《天问》为参照对周代楚与吴越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韩志胤 康素娟对《天问》中的怀疑精神与爱国激情进行研究。陈巧玲对《天问》所反映屈原的科学精神进行解读。常威的硕士学位论文专门对民国的《天问》研究进行论述。除专业论文形式外，不少学者还以笔记方式对《天问》进行解读，颇有新见。
至于《招魂》一篇，其所涉问题极多。首先，其作者就存在争议，有人认为是屈原，有人则主张是宋玉。常森提出基于文本所叙被招者之行为和特征，可确定篇中之招魂术乃“施之生人”者，被招对象只能是屈原。而文本所设定的结局背离其所述招魂目的，代言说迂曲而空洞，参证《大招》之“为招之术”，可确认《招魂》之招屈子不可能是宋玉代言，乃屈子自作自招。文章最后还揭橥《招魂》本意———屈子人生抉择的象征。薛璞从《招魂》文本本身风格、情感倾向等角度出发，并与《离骚》和《九辩》相比较，也论证了《招魂》作者为屈原。刁生虎则主张《招魂》乃宋玉拟屈原作这一观点更为可信。至于张思齐则对《招魂》与道教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肯定了《招魂》作为道教前史的重要文献的身份，并在论证基础上肯定了道教具有世界性宗教的品格。王兴芬梳理了自汉至今的历代学人关于《招魂》研究的成果。田春花的硕士学位论文从文本角度出发对《招魂》作者和主题的可能性两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分析。
关于《远游》篇，同样存在不小争议。此前研究认为《远游》篇与司马相如《大人赋》存在语言、结构和思想方面的相似性，因此陆侃如认为《远游》有抄袭《大人赋》的嫌疑，郭沫若则认为《远游》可能是《大人赋》的初稿。对此，张伟对《远游》与《大人赋》之间的关系进行分辨，辩证了陆侃如、郭沫若二关于《远游》作者的观点之非，认为《远游》是楚文化的产物。王德华则对《远游》的空间书写与精神指向进行分析，文章认为屈原《远游》的空间书写有着五官星空区划的天文知识场景，诗中有着丰富的天文以及吸食吐纳、存精养气的术数方技知识，无不透露出诗人对这些知识背后阴阳之道的通晓，体现了诗人超越技艺、追求与道并处的精神指向，而这一现象与战国中后期兴起的黄老思想密切相关。
本年度从整体上分析楚辞作品的论述也有不少。徐大威从楚辞中景物描写研究入手，分析其景物描写具备三个审美形态特征——对象化、流动、神灵化，从而使诗歌生成为一种独特的天地神人共舞的审美境界。霍明宇结合历代文学、艺术创作和理论观点，对楚辞所开创的美学传统进行追溯和分析，指出它以丰富的理性精神开启了诸如爱国主义、悲士不遇等多个艺术母题，又以其带有浓郁的楚地特色的浪漫幻想， 开启了托物寄兴的先河。王敏从诗歌的主题、创作风格、表现手法和语言运用来展现屈原诗歌独特的魅力。赵玲对屈作中独特隐喻方式进行深入研究，认为屈原式隐喻方式的诞生和成功运用，不仅成就了他的诗歌创作，而且也为后人树立了典范并产生深远影响。
楚文化中意象丰富，反映在楚辞中其意象也极为多样。张月主要从楚辞中的山水观、山水意象、对山水的初步审美意识三个方面来论述楚辞中的山水意识。赵惠莲对屈原笔下山水意象进行分析，认为这些意象是屈原抒发情怀与寄托政治理想的出口，并认为从山水意象与人格两方面解读屈原、解读他的诗赋，将是一种很独特的方式。胡本雄以屈作中“水”意象为研究重心，认为“水”对于屈原来说具有精神救赎意义，屈原以水为永恒归宿，同时在水中获得重生。唐旭东以屈作中“菊”为研究对象，认为《离骚》和《惜诵》中的餐菊意象以服食香菊比喻自己守志不贰、修善不倦，而《礼魂》中的秋菊意象则是一个带有原始宗教观念的意象，表达了对后嗣绵延不绝、子孙繁荣昌盛的祈盼。廖成从楚辞中挖掘先秦饮食文化因素，并对先秦楚国与中原饮食文化作出比较。楚文化如此丰富多彩，刘保昌认为楚文化惊采绝艳与恢诡谲怪相互交织，呈现出“哗喧”与“清幽”相对举的美学旨趣，这是楚文艺生命意识的强烈表达。产生如此丰富的文化，其背景是多方面的。汤洪通过考察屈原出使齐国的政治经历，认为屈辞所表现出的世界性地理知识视野或与邹衍“大九州岛”学说有内在关联。杨梅燕也认为《离骚》中饱含着北方文化的基因。宋亦箫则从屈赋中的外来词分析来自古巴比伦、希腊、印度的神话和文化因子等域外文化对屈原、楚文化乃至中国文化存在深刻影响。
△秋菊图 资源图片
楚辞文化中的巫文化也得到学者关注。李炳海即对楚辞作品出现概率极高的“灵”字进行研究。“灵”字的繁体构形是巫师祈雨之象，由此生成它的两种基本含义：一种意义与神灵相关；一种意义指降落、下行。文章认为先秦楚辞中的灵保、神保，指的是巫师扮演神灵的角色，取自灵字的第一种含义。而楚辞中灵修、灵氛、灵均、灵雨、扬灵、威灵怒，取灵字的第二种含义。至于“神以灵”，则是兼取两种意义。王峰对“高阳”“伯庸”“三后”三词进行分析，文章认为“高阳”为楚族族源“北来说”提供了重要佐证；“伯庸”所指，从闻一多的“屈瑕”说到段熙仲和赵逵夫的“句亶王”说，与西汉刘向的“伊伯庸之末胄兮”相印证；而“三后”则指熊渠所封之“三王”。张鹤从“摄提”“孟诹”“庚寅”这些显示屈原生年的字词入手，梳理了王逸、朱熹、邹汉勋、刘师培、郭沫若、浦江清、胡念贻、汤炳正等人关于屈原的具体生辰的研究，对我们掌握屈原生辰研究概况大有帮助。
楚辞中的文字问题同样得到关注。如《天问》中字句颇多歧说，叶舒宪即以考古新发现的文物和图像叙事作为切入点，解读《天问》字句，认为“负熊以游”的虬龙是升天的运载工具，而其所负之熊则为想象中天神的动物化身，虽不属于现实世界，却是源远流长的史前期大传统文化遗产大明闲人。汤洪对《天问》中“黑水”歧说进行梳理，找寻“黑水”问题繁乱的原因，并提供了一些新的尝试性视角。徐广才根据出土文献材料论证了《天问》中“启棘宾商”之“棘”当读为“陟”，义为升、登；“缘鹄饰玉”之“缘”当读为“臇”；“何条放致罚”之“条”不应解为“鸣条”，而应读为“逐”，与“放”同义连用。此外，汤洪对屈辞中“羲和”文化进行解读；姚思宇针对《离骚》所出现的三处“康娱”解释不一的状况进行分析。闫超文考证对《楚辞·离骚》“薋菉葹”三字，认为“薋”作为动词显得更为恰当，“菉葹”作为植物，当是普通草木，而非恶草超脑小子。苏炳生则对楚辞中出现通假字进行统计研究。
三、屈原及楚辞的影响研究
楚辞出现后给中国思想史和文学史带来非凡意义，自汉代以下，古今无数作家无不从屈原、楚辞中汲取精神力量和文学创作营养，这些作家与屈原及其作品的关系也成为楚辞接受研究的重点。
汉代贾谊是战国之后最伟大的楚辞作家，其辞赋中有着极为明显的屈原情结，黄明芳对贾谊的屈原情结进行了分析。赵玉霞则从具体篇章入手，认为贾谊的《惜誓》与屈原的《惜诵》在内容主旨和艺术形式上一脉相承。《惜誓》从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两大方面表现出对《惜诵》的接受王样老师。屈、贾人二者命运略同而精神面貌各异，黄庚从二者生死观入手，认为屈、贾命运相似，然受各自所处时代的文化、社会观念、身份立场的影响，二者生死观截然不同。郝明朝对司马迁与屈原之间异同进行评述剑鬼蛊师。王珏对班固关于屈原的批评进行反思， 认为班固的论述体现了自身对于士大夫身份的思考，以及对个人际遇的深切反思。此外，廖群对西汉楚辞传播由“侧闻屈原”到“世传楚辞”情况变化进行了考证。
拟骚作品在汉初大量出现，传统理解认为是对屈骚的单纯模拟之作，高林清则认为它们模拟“骚”的形式体制实则都曲折表现出汉人对屈原及其作品的批评态度。而在屈作中极为重要的“神游”情节在汉朝辞赋中也有了新变，姚圣良认为新变体现在神游的世俗化倾向，而这与汉人神仙信仰追求享乐的特点密切相关。此外有学者注意到楚辞自屈原陡然崛起又在其身后很快走向式微，对此，魏耕原认为这一现象与屈辞楚辞中呈现“问对”与“追求”模式以及六大“比兴”模式的再生力有限相关。
屈原及楚辞对魏晋时的文学创作影响极大。王津即对曹植在建安、黄初与太和时期的诗文与史实进行考察，分析出各个时期曹植与屈原的契合程度的不断变化。袁伟争探讨阮籍《咏怀诗》对屈原作品的吸收和创新。刘猛对阮籍和屈原所表现的共性和特性进行分析，认为他们的作品表现出源自各自独特的秉性与才情。时国强通过分析江淹作品，认为其创作有意识地对《楚辞》进行学习与运用，主要体现在语言、结构、艺术手法三个方面；而其模拟《楚辞》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江淹善拟古；二是汉魏以来有模拟《楚辞》的传统；三是江淹与屈原在身世遭遇上有相似之处。 李超认为陆机“诗缘情而绮靡”及陆云“文贵清省”的文学思想，都与楚辞有直接的联系，而二陆入洛后，因亡国破家、播迁北上等际遇的相近而对屈原有强烈的认同感。 而刘育霞、傅宝龙二人则从谢灵运与屈原的身世比较、创作艺术手法两方面分析其对楚辞的接受。
唐宋之后，屈原和楚辞的影响继续扩大。 有唐一代，近乎所有知名诗人作家无一不受屈原及其作品熏染。刘凯、袁庆均以楚辞对王维诗歌创作的影响为主题进行研究，前者从王维诗歌整体创作上探寻其对“诗骚”传统的接受；后者则以王维《辋川集》为分析对象，认为其所表现的审美情趣在诸多因素上都明显受到《九歌》影响，二者相似的生存环境、政治遭际、人生情怀使他们相隔千年而心灵契合芳香保健师。郑琛从王昌龄的送别诗、山水诗以及访僧问道诗三个角度分别论述其对楚辞中诗歌传统的继承与超越。吴贤哲则以屈原类型和杜甫类型为例，比较二者在各自时代所体现的爱国与忠君思想，并得出一些规律性认识。曹章庆探究屈原与柳宗元二者作品中“骚怨”意象的主要差异，并认为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主要是屈、柳神秘思维与理性思维的不同建构。此外，李金坤举例分析说明唐代诗人作诗，无一不受《风》《骚》精神的熏陶。
宋朝朱熹不仅对楚辞研究怀抱深厚兴趣，其文学创作也深受楚辞影响。谢君等认为楚辞是朱熹诗赋创作的重要的学习对象，楚辞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在思想内容上都对朱熹的辞赋与诗词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文章从朱熹具体作品分析认为楚辞对朱氏的辞赋、诗词创作的影响是全方面的，楚辞是朱熹文学创作的重要源泉。
进入近现代，屈原与楚辞的影响也未曾终止。尤其是屈原作为爱国主义伟大诗人，其精神对于近现代多灾多难的中国社会影响弥远弥深，有志之士无不从屈原及其作品中汲取精神力量。卢晓霞对闻一多的爱国主义情怀和以死抗争的大无畏精神进行分析，认为闻先生出生在楚国故地，受过良好的教育，研究过屈原的楚辞，深受其作品思想的熏陶和高尚人格的影响。此外，杨焄分析了“近代女词人第一”吕碧城的词作和楚辞的承继关系。
比较视野下的楚辞研究也得到关注。徐冰通过提取屈原的诗歌和华兹华斯的诗歌为语料，从比较文学研究视角来探讨中西诗歌中的植物意象，该项研究专注于文本本身，结合诗人的生平事迹以及他们所处的生活环境，从共性和差异两个方面分析了屈原诗歌和华兹华斯诗歌中的植物意象所体现的文学意境与情感，探讨了处于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诗歌中的植物意象现象及其深层原因。
图片源| 网络
编辑| 陈兮
中国屈原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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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屈原及楚辞研究继续推进。据不完全统计，本年度国内外出版的屈原和楚辞研究专著及普及著作达四十余部，各类学术刊物刊发相关研究论文三百五十余篇都市修神人，其中包括25篇硕、博论文。这些成果内容涉及屈原生平事迹研究、楚辞作品研究、屈原及楚辞影响研究、楚辞学史研究、宋玉研究、楚辞传播以及与楚辞相关的交叉学科研究。本文就 2014 年度屈原及楚辞研究情况综述如下。
一、屈原生平事迹研究
关于屈原身世，自古说法纷纭，难有定论。其中关于屈原故里就有“秭归说”“江陵说”“汉寿说”“临湘说”等，而近年来“河南西峡说”也为部分学者所接受，并一度成为楚辞研究会议上的焦点问题。对此，张中一和谭家斌论文提出异议。张文提出汉代人所造就的屈氏先祖世系、屈原事迹史料与战国中期的屈原并无瓜葛，汉及汉之后的屈原纪念地、建筑物、文献都不可作为屈原故里的铁证；谭文则针对段文汉于2013年所发表的《河南西峡屈原岗历史渊源考证及其价值》一文所举列的六个方面证据进行辨析，不同意西峡是屈原故里或是祖籍地的说法。
屈原“流放”之地也是屈原研究中的一大问题。宋以前x3重聚，人们普遍认为屈原被放逐至江南一带，及明清学者们对屈原放逐的地点及路线等投入了更多的关注法茂人，其研究也有了新的着眼点，即将“陵阳”“汉北”视作屈原的流放之地。对此，周秉高认为，屈原在楚怀王十六年至十七年期间被迫离开郢都来到汉北，其所游历的地方至少包括郧襄一带，屈原在即将踏上流放汉北之路时创作了《离骚》，而在汉北期间创作了《抽思》。李炳海则对《天问》末章出现的“吴军入郢”和“子文名彰”两个历史典故进行解读，认为屈原从郢都前往贬谪地汉北，所经过的地域有的是当年吴楚交战的疆场或是与当年的战场仅有一水之隔，还有的是令尹子文所属若敖氏家族覆灭的地方，这也是把上述两个历史典故写入《天问》的重要原因。 而陈锦剑则对屈原“流放”汉北提出怀疑，认为将“陵阳”“汉北”视作屈原放逐地的看法不甚可靠。
屈原之死是屈原人格精神的集中表现，李玉琴认为屈原之死不仅关乎他的现实困境、生存危机以及精神孤独， 更重要的是关乎个体存在的意义危机。 刘安然对屈原之死的美学意义进行了分析。姜和以《离骚》为例对屈原性格进行了分析，认为屈原的性格决定着他的政治命运。
屈原历来多被誉为中国历史上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其风格、精神光耀千古。而这一评价的形成是一个历时性过程。对此，孙丽梳理出早期（汉至魏晋南北朝）屈原人格形象的整体构建过程及其影响，认为屈原形象是一个不断被修饰和适应时代需要而被构建的过程。郭建勋在《光明日报·光明讲坛》发表文章，针对学界关于屈原存在与否的问题充分考证了屈原存在的证据链，肯定了屈原的真实性和伟大性；文中同时认为“屈原特别突出的故土观念，客观上已经孕育着爱国主义的胚胎，而在此后对屈原人格的解读与认知过程中，历史给予了屈原故土观念以新的意义和新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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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屈原的评价问题，在两汉的文学批评中贾谊、刘安、司马迁、扬雄、班固、王逸等人均先后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由于经历、思想、立场以及关注的角度有异车臣仕，各家意见纷纭乃至针锋相对，甚或同一个人在批评屈原时亦会出现自我矛盾、龃龉不可解之处。对此，雷炳锋认为汉代的屈原批评所遵循的模式则是一致的，即围绕着《屈原列传》所开创的历史形象和文学形象两个维度而展开，历史形象适用于总体上阐述屈原文学创作情形，也就是作者论；文学形象则表现为有关屈原作品内容的批评，即作品论。屈原自我塑造的文学形象，给汉人提供了多重阐释的空间和可能。台湾学者杨儒宾从“原型”的角度介入屈原的诠释。肖玉峰则对自东汉王逸以来大力宣扬的“屈原爱民说”提出否定意见。
屈原光耀千古，故历代为纪念屈原修建的祠堂庙宇不可枚数，龚红林著书一种，先后介绍湖南省域屈原庙分布及历史沿革蒋道平，湖北省域屈原庙分布及历史沿革，重庆市、四川省域屈原纪念建筑沿革等。这些物质遗产中蕴含着大量的历史和文化信息，具有弥足珍贵的价值。如何保护这些遗产也是屈原研究关注的内容，对此，任远等人对汨罗屈子祠的历史文化价值进行了发掘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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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楚辞作品研究
2014 年，楚辞研究学者们对具体作品的研究继续深入，其中《离骚》《九歌》等主要篇目依旧占据较大比重，学者们采用多种视角对这些作品进行解读。
《离骚》的作者是屈原，而尹荣方提出不同意见，认为《离骚》继承了荀子《赋篇》的“隐”的传统，以“历数”为隐，其文当是淮南王刘安应汉武帝之命而作。《离骚》创作时间，学界普遍采用游国恩先生观点，认为《离骚》写于顷襄王朝再放江南时，潘啸龙推测诗人之作《离骚》大抵在将临五十六岁老年，即顷襄王八、九年间。 周秉高则对这一说法持否定态度，认为《离骚》也不可能作于顷襄王时代。
关于《离骚》的主题，梁文勤从《离骚》中“奔走”这一类动词入手，认为抒情主人公奔走于神境的动因，是不妥协不放弃的理想追求，其实质则是自我在精神层面突出重围的努力。王翠从生态意识角度对《离骚》进行分析。方崇婧对《离骚》中“香草美人”意象及其与楚文化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尚永亮对《离骚》象喻系统与文化内蕴进行了分析；朱方遒则从审美角度论述《离骚》的审美结构；马迎春从符号——结构分析比较《离骚》和《神曲》的文学手法。
《九歌》是继《离骚》在楚辞文本研究的另一大重点篇章。张鹤与吴广平均认为东皇太一原型应为楚之始祖天帝颛顼高阳氏。成倩对“东皇太一”神“祠在楚东”之说进行了分析。孙吴则探析了造成对“东皇太一”的神性多样性解读的成因。徐鸿从神性、人性、自然、屈原的情感取向四个角度解读《湘君》《湘夫人》这两首诗中的情感之味；闻婧对《湘君》受动性的美学进行分析；肖献军从“二妃”主人公形象的历史变迁入手，对二妃意象的形成及在唐代湖湘地区的流传与新变进行论述。彭智烨以《山鬼》为例审视《九歌》作为戏剧文本的表演状态和艺术改造的过程，并考察戏剧在古中国的最初发展及流变。 罗家湘对《大司命》《少司命》两篇中的生死观念进行了研究。周建忠则对《九歌》中的“河伯”和“冯夷”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讨论。张润中对《国殇》叙事艺术与思想境界进行全面分析，认为此篇是对先秦战争叙事文学的一个整体超越。
对《九歌》的研究除了具体篇章的探讨之外，不少学者还从整体结构、情感内容、民俗文化等角度进行分析。如张二雄《〈九歌〉的篇目结构与祭祀体制》、张喻《论楚辞〈九歌〉中的自然崇拜》、史小伟《〈九歌〉中的祭祀文化研究》、张大明《从〈九歌〉中看屈原音乐忧患意识》、刘石林《〈九歌〉与汨罗民俗“打倡”》、熊婷《解读屈原〈九歌〉中的悲剧意蕴》、李欣《浅谈〈九歌〉与湖湘文化》、林训涛《屈原〈九歌〉悲剧意象论》等，这些成果对《九歌》研究均具有启发意义。
《天问》一篇也是楚辞研究的热点，胡彦便对《天问》的史学价值进行分析，高度评价该篇的史学价值。代生则以《天问》为契口，通过联系相关资料，分析梳理王亥、上甲微父子都与有易氏女有婚姻关系。周建忠考析《天问》中屈原所问“大鸟何鸣，夫焉丧厥体”一句之本意，认为或当指楚文王时之事。刘健以《天问》为参照对周代楚与吴越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韩志胤 康素娟对《天问》中的怀疑精神与爱国激情进行研究。陈巧玲对《天问》所反映屈原的科学精神进行解读。常威的硕士学位论文专门对民国的《天问》研究进行论述。除专业论文形式外，不少学者还以笔记方式对《天问》进行解读，颇有新见。
至于《招魂》一篇，其所涉问题极多。首先，其作者就存在争议，有人认为是屈原，有人则主张是宋玉。常森提出基于文本所叙被招者之行为和特征，可确定篇中之招魂术乃“施之生人”者，被招对象只能是屈原。而文本所设定的结局背离其所述招魂目的，代言说迂曲而空洞，参证《大招》之“为招之术”，可确认《招魂》之招屈子不可能是宋玉代言，乃屈子自作自招。文章最后还揭橥《招魂》本意———屈子人生抉择的象征。薛璞从《招魂》文本本身风格、情感倾向等角度出发，并与《离骚》和《九辩》相比较，也论证了《招魂》作者为屈原。刁生虎则主张《招魂》乃宋玉拟屈原作这一观点更为可信。至于张思齐则对《招魂》与道教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肯定了《招魂》作为道教前史的重要文献的身份，并在论证基础上肯定了道教具有世界性宗教的品格。王兴芬梳理了自汉至今的历代学人关于《招魂》研究的成果。田春花的硕士学位论文从文本角度出发对《招魂》作者和主题的可能性两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分析。
关于《远游》篇，同样存在不小争议。此前研究认为《远游》篇与司马相如《大人赋》存在语言、结构和思想方面的相似性，因此陆侃如认为《远游》有抄袭《大人赋》的嫌疑，郭沫若则认为《远游》可能是《大人赋》的初稿。对此，张伟对《远游》与《大人赋》之间的关系进行分辨，辩证了陆侃如、郭沫若二关于《远游》作者的观点之非，认为《远游》是楚文化的产物。王德华则对《远游》的空间书写与精神指向进行分析，文章认为屈原《远游》的空间书写有着五官星空区划的天文知识场景，诗中有着丰富的天文以及吸食吐纳、存精养气的术数方技知识，无不透露出诗人对这些知识背后阴阳之道的通晓，体现了诗人超越技艺、追求与道并处的精神指向，而这一现象与战国中后期兴起的黄老思想密切相关。
本年度从整体上分析楚辞作品的论述也有不少。徐大威从楚辞中景物描写研究入手，分析其景物描写具备三个审美形态特征——对象化、流动、神灵化，从而使诗歌生成为一种独特的天地神人共舞的审美境界。霍明宇结合历代文学、艺术创作和理论观点，对楚辞所开创的美学传统进行追溯和分析，指出它以丰富的理性精神开启了诸如爱国主义、悲士不遇等多个艺术母题，又以其带有浓郁的楚地特色的浪漫幻想， 开启了托物寄兴的先河。王敏从诗歌的主题、创作风格、表现手法和语言运用来展现屈原诗歌独特的魅力。赵玲对屈作中独特隐喻方式进行深入研究，认为屈原式隐喻方式的诞生和成功运用，不仅成就了他的诗歌创作，而且也为后人树立了典范并产生深远影响。
楚文化中意象丰富，反映在楚辞中其意象也极为多样。张月主要从楚辞中的山水观、山水意象、对山水的初步审美意识三个方面来论述楚辞中的山水意识。赵惠莲对屈原笔下山水意象进行分析，认为这些意象是屈原抒发情怀与寄托政治理想的出口，并认为从山水意象与人格两方面解读屈原、解读他的诗赋，将是一种很独特的方式。胡本雄以屈作中“水”意象为研究重心，认为“水”对于屈原来说具有精神救赎意义，屈原以水为永恒归宿，同时在水中获得重生。唐旭东以屈作中“菊”为研究对象，认为《离骚》和《惜诵》中的餐菊意象以服食香菊比喻自己守志不贰、修善不倦，而《礼魂》中的秋菊意象则是一个带有原始宗教观念的意象，表达了对后嗣绵延不绝、子孙繁荣昌盛的祈盼。廖成从楚辞中挖掘先秦饮食文化因素，并对先秦楚国与中原饮食文化作出比较。楚文化如此丰富多彩，刘保昌认为楚文化惊采绝艳与恢诡谲怪相互交织，呈现出“哗喧”与“清幽”相对举的美学旨趣，这是楚文艺生命意识的强烈表达。产生如此丰富的文化，其背景是多方面的。汤洪通过考察屈原出使齐国的政治经历，认为屈辞所表现出的世界性地理知识视野或与邹衍“大九州岛”学说有内在关联。杨梅燕也认为《离骚》中饱含着北方文化的基因。宋亦箫则从屈赋中的外来词分析来自古巴比伦、希腊、印度的神话和文化因子等域外文化对屈原、楚文化乃至中国文化存在深刻影响。
△秋菊图 资源图片
楚辞文化中的巫文化也得到学者关注。李炳海即对楚辞作品出现概率极高的“灵”字进行研究。“灵”字的繁体构形是巫师祈雨之象，由此生成它的两种基本含义：一种意义与神灵相关；一种意义指降落、下行。文章认为先秦楚辞中的灵保、神保，指的是巫师扮演神灵的角色，取自灵字的第一种含义。而楚辞中灵修、灵氛、灵均、灵雨、扬灵、威灵怒，取灵字的第二种含义。至于“神以灵”，则是兼取两种意义。王峰对“高阳”“伯庸”“三后”三词进行分析，文章认为“高阳”为楚族族源“北来说”提供了重要佐证；“伯庸”所指，从闻一多的“屈瑕”说到段熙仲和赵逵夫的“句亶王”说，与西汉刘向的“伊伯庸之末胄兮”相印证；而“三后”则指熊渠所封之“三王”。张鹤从“摄提”“孟诹”“庚寅”这些显示屈原生年的字词入手，梳理了王逸、朱熹、邹汉勋、刘师培、郭沫若、浦江清、胡念贻、汤炳正等人关于屈原的具体生辰的研究，对我们掌握屈原生辰研究概况大有帮助。
楚辞中的文字问题同样得到关注。如《天问》中字句颇多歧说，叶舒宪即以考古新发现的文物和图像叙事作为切入点，解读《天问》字句，认为“负熊以游”的虬龙是升天的运载工具，而其所负之熊则为想象中天神的动物化身，虽不属于现实世界，却是源远流长的史前期大传统文化遗产大明闲人。汤洪对《天问》中“黑水”歧说进行梳理，找寻“黑水”问题繁乱的原因，并提供了一些新的尝试性视角。徐广才根据出土文献材料论证了《天问》中“启棘宾商”之“棘”当读为“陟”，义为升、登；“缘鹄饰玉”之“缘”当读为“臇”；“何条放致罚”之“条”不应解为“鸣条”，而应读为“逐”，与“放”同义连用。此外，汤洪对屈辞中“羲和”文化进行解读；姚思宇针对《离骚》所出现的三处“康娱”解释不一的状况进行分析。闫超文考证对《楚辞·离骚》“薋菉葹”三字，认为“薋”作为动词显得更为恰当，“菉葹”作为植物，当是普通草木，而非恶草超脑小子。苏炳生则对楚辞中出现通假字进行统计研究。
三、屈原及楚辞的影响研究
楚辞出现后给中国思想史和文学史带来非凡意义，自汉代以下，古今无数作家无不从屈原、楚辞中汲取精神力量和文学创作营养，这些作家与屈原及其作品的关系也成为楚辞接受研究的重点。
汉代贾谊是战国之后最伟大的楚辞作家，其辞赋中有着极为明显的屈原情结，黄明芳对贾谊的屈原情结进行了分析。赵玉霞则从具体篇章入手，认为贾谊的《惜誓》与屈原的《惜诵》在内容主旨和艺术形式上一脉相承。《惜誓》从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两大方面表现出对《惜诵》的接受王样老师。屈、贾人二者命运略同而精神面貌各异，黄庚从二者生死观入手，认为屈、贾命运相似，然受各自所处时代的文化、社会观念、身份立场的影响，二者生死观截然不同。郝明朝对司马迁与屈原之间异同进行评述剑鬼蛊师。王珏对班固关于屈原的批评进行反思， 认为班固的论述体现了自身对于士大夫身份的思考，以及对个人际遇的深切反思。此外，廖群对西汉楚辞传播由“侧闻屈原”到“世传楚辞”情况变化进行了考证。
拟骚作品在汉初大量出现，传统理解认为是对屈骚的单纯模拟之作，高林清则认为它们模拟“骚”的形式体制实则都曲折表现出汉人对屈原及其作品的批评态度。而在屈作中极为重要的“神游”情节在汉朝辞赋中也有了新变，姚圣良认为新变体现在神游的世俗化倾向，而这与汉人神仙信仰追求享乐的特点密切相关。此外有学者注意到楚辞自屈原陡然崛起又在其身后很快走向式微，对此，魏耕原认为这一现象与屈辞楚辞中呈现“问对”与“追求”模式以及六大“比兴”模式的再生力有限相关。
屈原及楚辞对魏晋时的文学创作影响极大。王津即对曹植在建安、黄初与太和时期的诗文与史实进行考察，分析出各个时期曹植与屈原的契合程度的不断变化。袁伟争探讨阮籍《咏怀诗》对屈原作品的吸收和创新。刘猛对阮籍和屈原所表现的共性和特性进行分析，认为他们的作品表现出源自各自独特的秉性与才情。时国强通过分析江淹作品，认为其创作有意识地对《楚辞》进行学习与运用，主要体现在语言、结构、艺术手法三个方面；而其模拟《楚辞》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江淹善拟古；二是汉魏以来有模拟《楚辞》的传统；三是江淹与屈原在身世遭遇上有相似之处。 李超认为陆机“诗缘情而绮靡”及陆云“文贵清省”的文学思想，都与楚辞有直接的联系，而二陆入洛后，因亡国破家、播迁北上等际遇的相近而对屈原有强烈的认同感。 而刘育霞、傅宝龙二人则从谢灵运与屈原的身世比较、创作艺术手法两方面分析其对楚辞的接受。
唐宋之后，屈原和楚辞的影响继续扩大。 有唐一代，近乎所有知名诗人作家无一不受屈原及其作品熏染。刘凯、袁庆均以楚辞对王维诗歌创作的影响为主题进行研究，前者从王维诗歌整体创作上探寻其对“诗骚”传统的接受；后者则以王维《辋川集》为分析对象，认为其所表现的审美情趣在诸多因素上都明显受到《九歌》影响，二者相似的生存环境、政治遭际、人生情怀使他们相隔千年而心灵契合芳香保健师。郑琛从王昌龄的送别诗、山水诗以及访僧问道诗三个角度分别论述其对楚辞中诗歌传统的继承与超越。吴贤哲则以屈原类型和杜甫类型为例，比较二者在各自时代所体现的爱国与忠君思想，并得出一些规律性认识。曹章庆探究屈原与柳宗元二者作品中“骚怨”意象的主要差异，并认为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主要是屈、柳神秘思维与理性思维的不同建构。此外，李金坤举例分析说明唐代诗人作诗，无一不受《风》《骚》精神的熏陶。
宋朝朱熹不仅对楚辞研究怀抱深厚兴趣，其文学创作也深受楚辞影响。谢君等认为楚辞是朱熹诗赋创作的重要的学习对象，楚辞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在思想内容上都对朱熹的辞赋与诗词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文章从朱熹具体作品分析认为楚辞对朱氏的辞赋、诗词创作的影响是全方面的，楚辞是朱熹文学创作的重要源泉。
进入近现代，屈原与楚辞的影响也未曾终止。尤其是屈原作为爱国主义伟大诗人，其精神对于近现代多灾多难的中国社会影响弥远弥深，有志之士无不从屈原及其作品中汲取精神力量。卢晓霞对闻一多的爱国主义情怀和以死抗争的大无畏精神进行分析，认为闻先生出生在楚国故地，受过良好的教育，研究过屈原的楚辞，深受其作品思想的熏陶和高尚人格的影响。此外，杨焄分析了“近代女词人第一”吕碧城的词作和楚辞的承继关系。
比较视野下的楚辞研究也得到关注。徐冰通过提取屈原的诗歌和华兹华斯的诗歌为语料，从比较文学研究视角来探讨中西诗歌中的植物意象，该项研究专注于文本本身，结合诗人的生平事迹以及他们所处的生活环境，从共性和差异两个方面分析了屈原诗歌和华兹华斯诗歌中的植物意象所体现的文学意境与情感，探讨了处于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诗歌中的植物意象现象及其深层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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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陈兮
中国屈原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