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北大 晚清三次新政改革的比较分析-历史学考研和就业
晚清三次新政改革的比较分析 2016年北大
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洋务新政、戊戌新政和清末新政作为近代史上三次改革事件依次出现。从三次新政的主要内容来看，它们均涉及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军事四个方面的改革，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的早期现代化，并且都是在重要的对外民族战争以后出现的，这是三次新政的共性所在。但是，这三次新政在其各自发生时的历史动因、在推行过程中的主观目的与客观效果、新政发动者与所处的时代中心等方面却显示出不同的特点，对此进行一些比较研究，有助于廓清各自的特质巩乃斯林场。
1．关于三次新政发生的历史动因．
从三次新政发生的历史背景来看，它们都是在重大的对外民族战争失败之后，为应付变局，调整清朝统治的运行机制而相继出台的。然而，就其各自发生的动因来看，有着明显的差别。
洋务新政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出现的，此时的清政府仍然面临着太平天国的军事压力，因此，清朝统治者是把太平天国视为“心腹之患”，把外国列强看作“肢体之患”来对待的。洋务新政的发轫具有对内镇压太平天国和对外抵御外侮的双重动因。即“托名学制以剿贼”，“有事可以御外侮”，表现出洋务新政启动时的两个目的。1860年曾国藩首倡洋务之说的奏折名为《复陈洋人助剿及采米运津折》，表明“借师助剿”是清朝统治者优先考虑的，同时曾国藩还提出“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的主张。到1864年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洋务新政把“自强”放到了重要位置上。
戊戌新政发生在甲午战争以后民族危机加深、瓜分狂潮加剧之际，维新派以爱国相砥砺，以救亡为己任，力倡变法维新，并试图通过光绪皇帝进行自上而下的变法来扭转国家衰落的局面。由于日本逼签《马关条约》，于是有“公车上书”的发动和“拒和、迁都、变法”主张的提出，维新变法作为一场运动因此兴起；由于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特别是德国侵占胶州湾事件，使康有为心怀“胶东之耻”写下《上清帝第五书》孟五娘，痛陈“瓜分豆剖”的严重危局；也由于光绪皇帝不愿做亡国之君并想有所作为，便在维新运动高涨之际颁布了“明定国是”诏书，内称：“今日时局如此，国势如此……强弱相形，贫富悬绝，岂真能制梃以挞坚甲利兵乎?”可见，就连光绪皇帝对以往洋务新政着意讲求船坚炮利也不信任了，他的变法图强的愿望非常强烈。
清末新政于1901年1月拉开帷幕时，八国联军已侵占北京五个多月，此时清政府正忙于同列强谈判议和，围绕着于该年9月才订立的《辛丑条约》就惩办“祸首”及赔款等问题讨价还价，因此在推行变法新政的谕令中未见挽救民族危机的内容是很自然的。清末新政尽管出现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之后，但它兴起的原因不是要解决民族危机问题，而是在“严祛新旧之名”的前提下寻找改革弊政之方。而且当这个推行变法新政的谕令发布仅16天后，清廷就因“各国和议十二条大纲业已允准”而下了“罪己诏”，表示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并剀切申谕应当“固邦交”、“保疆土，举贤才，开言路”。这后一句的12个字反映的恰是清末新政出台的动因。
2．关于三次新政推行过程中的主观目的与客观效果
从三次新政各自演进的过程来看，它们都涉及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军事等内容的改革，并且有不少内容是前后因袭、不断深化的。但是，它们在主观目的与客观效果上也有不同之处。
洋务新政的主观目的是“自强”与“求富”，从军事工业到民用企业的创办是这个方面的最好体现。洋务派的“自强”观和“求富”观始终没有冲破“中体西用”的的藩篱，尽量用西用来引进西学，摆脱顽固派的阻挠，也限制了洋务新政的深化与发展。因此，维新派说洋务派只是“袭其皮毛”，只是“变事”而不是“变法”，这是有一定道理的。洋务新政的推行，启动了中国的早期现代化，并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但它未能使中国真正走上富强之途。
戊戌新政不但把变法与救亡联系起来，不仅是要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而且它的出台确实以逐步仿行日本明治维新为改革的目的。光绪皇帝所颁发的新政谕令，基本上采纳了康有为等维新派人士条陈中的建议。康有为向光绪皇帝陈请应取法日本明治维新，以“雷霆霹雳之气”，“成造天立地之功”，促成“革旧维新”的局面。由于戊戌新政能动到守旧势力的根本利益，因此尽管有一道道新政谕令从紫禁城发出，却大都成为一纸空文，而且守旧势力很快便集结起来，通过戊戌政变把新政打翻在地。这样，戊戌新政所保留的成果除了京师大学堂外，就都被废除了。
清末新政强调的是“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因此，“以四书五经、纲常大义为主，以历代史鉴及中外政治艺学为辅”是清末新政推行者所不断坚持的论调。尽管如此，由于新政的推行，许多改革措施的结果却与清朝统治者的主观愿望背道而驰。新式学堂的创办和留学生的培养，出现的是新式的知识分子群体；设厂开矿的实业热潮，增添了资产阶级的力量换花草，立宪运动和挽回利权运动彼此互应；清政府希望预备立宪能够使“皇位永固”、“内乱可弭”，进行了一系列的改制并有一定的实际成效，但清政府缺乏立宪的诚意三生道诀，不仅使立宪派感到失望，而且又促成了革命风潮的高涨。清末新政的改革力度颇大，而且成效也颇显著，随着改革的深入，已突破了其出台之时只是“如琴瑟之改弦”的初衷。仅废止科举制度一项，就使向被奉为人仕至宝的“四书”、“五经”处于尴尬的境地。
3．关于三次新政的发动者与所处的时代中心问题
从时代中心的视角进行考察，有助于对历史事件的定位和总体评价。
洋务运动兴起之时，虽有鸦片战争时期开眼看世界的举动和“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的提出，有太平天国政权后期《资政新篇》的颁布，但直到19世纪60年代并没有新的阶级力量足以在政治舞台上发挥作用暴君的弃妃。这样，作为地主阶级中的开明人士，洋务派“自强”与“求富”的主张与实践，洋务新政的推行，有着它的积极意义。
戊戌新政是在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与资产阶级力量不断壮大情况下出现的马招娣。甲午战争的结束证明了洋务运动的不成功帝国塔防，代之而起的维新运动成为时代的中心，从这个意义上说洋务运动失败了。维新运动的倡导者是资产阶级维新派，他们主动与帝党官员联系并争取和鼓动光绪皇帝厉行变法维新，其影响是深远的。
清末新政推行的十年，也正是辛亥革命的前十年间。清朝统治集团试图通过推行新政来挽救和维护其自身的统治地位，在客观上却促进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袁洁仪对于清政府进行的改革是应当肯定的，但就清政府在20世纪初面临着革命风潮迭起和人心向背的情况下仍然以皇朝自身的利益来确定改革的力度来说，清末新政缺乏能够实现真正的资本主义性质改革的阶级基础和政治力量。而辛亥革命则是以资本主义经济力量和资产阶级的阶级力量为基础，以三民主义为政治纲领，通过十余年的宣传和发动，终于有武昌起义和全国的响应，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结束了两千余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因此，清末新政让位给辛亥革命成为历史的必然。
有关晚清三次新政的比较研究问题，史学界有不同的看法。张连起曾就洋务新政与清末新政进行了比较，认为这两次新政出现的时代背景非常相似即都是在中国出现了严重的民族危机的总形势下发生的，这两次新政表面上不得不迎合帝国主义，而在实际上又都有抵抗外来侵略的目的，两次新政的宗旨与目的基本相同。但清末新政的主要内容有新的发展．，清末新政有突出的超过洋务运动的客观作用。接着，他又对戊戌变法与清末新政进行了比较，认为两者发生的背景也很相似，它们的目的都是为了巩固皇权，变法图强，两者所推行的政策，基本上是相同或类似的。两者的不同突出表现在事件的领导者和各自的后果上。戊戌变法是资产阶级维新派同帝党相结合共同发动领导的，而清末新政则是以西太后为首的后党及清朝的皇室在洋务派官僚的支持下进行的；戊戌变法仅历时103天，政变发生后，其他措施几乎全部被取消，而清末新政历时10年，它同戊戌变法及其以前的历史相比较，成效显著。王守中认为，清末新政是清政府领导的一次具有近代化性质的全面改革运动，它的改革内容，不仅大大超过了洋务运动，而且也超过了戊戌维新运动老梁有看法，是晚清近代化运动中改革最为广泛深入的一次。孙占元把这三次新政均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三次改革事件予以评价，同时也从这三次新政的背景、内容、不同时期的主流与阶级状况等方面分析了其异同，认为尽管清末新政在改革的范围方面超过戊戌维新，但戊戌新政在中国近代史上的意义与影响却是超过了洋务新政和清末新政。陈向阳也把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称作“晚清的三次社会变革运动”，认为三次变革时间先后相继，范围逐步扩大，程度不断加深，在三次变革的推动下，中国的现代化从初步产生到逐步扩大以至全面铺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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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三次新政改革的比较分析 2016年北大
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洋务新政、戊戌新政和清末新政作为近代史上三次改革事件依次出现。从三次新政的主要内容来看，它们均涉及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军事四个方面的改革，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的早期现代化，并且都是在重要的对外民族战争以后出现的，这是三次新政的共性所在。但是，这三次新政在其各自发生时的历史动因、在推行过程中的主观目的与客观效果、新政发动者与所处的时代中心等方面却显示出不同的特点，对此进行一些比较研究，有助于廓清各自的特质巩乃斯林场。
1．关于三次新政发生的历史动因．
从三次新政发生的历史背景来看，它们都是在重大的对外民族战争失败之后，为应付变局，调整清朝统治的运行机制而相继出台的。然而，就其各自发生的动因来看，有着明显的差别。
洋务新政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出现的，此时的清政府仍然面临着太平天国的军事压力，因此，清朝统治者是把太平天国视为“心腹之患”，把外国列强看作“肢体之患”来对待的。洋务新政的发轫具有对内镇压太平天国和对外抵御外侮的双重动因。即“托名学制以剿贼”，“有事可以御外侮”，表现出洋务新政启动时的两个目的。1860年曾国藩首倡洋务之说的奏折名为《复陈洋人助剿及采米运津折》，表明“借师助剿”是清朝统治者优先考虑的，同时曾国藩还提出“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的主张。到1864年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洋务新政把“自强”放到了重要位置上。
戊戌新政发生在甲午战争以后民族危机加深、瓜分狂潮加剧之际，维新派以爱国相砥砺，以救亡为己任，力倡变法维新，并试图通过光绪皇帝进行自上而下的变法来扭转国家衰落的局面。由于日本逼签《马关条约》，于是有“公车上书”的发动和“拒和、迁都、变法”主张的提出，维新变法作为一场运动因此兴起；由于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特别是德国侵占胶州湾事件，使康有为心怀“胶东之耻”写下《上清帝第五书》孟五娘，痛陈“瓜分豆剖”的严重危局；也由于光绪皇帝不愿做亡国之君并想有所作为，便在维新运动高涨之际颁布了“明定国是”诏书，内称：“今日时局如此，国势如此……强弱相形，贫富悬绝，岂真能制梃以挞坚甲利兵乎?”可见，就连光绪皇帝对以往洋务新政着意讲求船坚炮利也不信任了，他的变法图强的愿望非常强烈。
清末新政于1901年1月拉开帷幕时，八国联军已侵占北京五个多月，此时清政府正忙于同列强谈判议和，围绕着于该年9月才订立的《辛丑条约》就惩办“祸首”及赔款等问题讨价还价，因此在推行变法新政的谕令中未见挽救民族危机的内容是很自然的。清末新政尽管出现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之后，但它兴起的原因不是要解决民族危机问题，而是在“严祛新旧之名”的前提下寻找改革弊政之方。而且当这个推行变法新政的谕令发布仅16天后，清廷就因“各国和议十二条大纲业已允准”而下了“罪己诏”，表示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并剀切申谕应当“固邦交”、“保疆土，举贤才，开言路”。这后一句的12个字反映的恰是清末新政出台的动因。
2．关于三次新政推行过程中的主观目的与客观效果
从三次新政各自演进的过程来看，它们都涉及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军事等内容的改革，并且有不少内容是前后因袭、不断深化的。但是，它们在主观目的与客观效果上也有不同之处。
洋务新政的主观目的是“自强”与“求富”，从军事工业到民用企业的创办是这个方面的最好体现。洋务派的“自强”观和“求富”观始终没有冲破“中体西用”的的藩篱，尽量用西用来引进西学，摆脱顽固派的阻挠，也限制了洋务新政的深化与发展。因此，维新派说洋务派只是“袭其皮毛”，只是“变事”而不是“变法”，这是有一定道理的。洋务新政的推行，启动了中国的早期现代化，并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但它未能使中国真正走上富强之途。
戊戌新政不但把变法与救亡联系起来，不仅是要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而且它的出台确实以逐步仿行日本明治维新为改革的目的。光绪皇帝所颁发的新政谕令，基本上采纳了康有为等维新派人士条陈中的建议。康有为向光绪皇帝陈请应取法日本明治维新，以“雷霆霹雳之气”，“成造天立地之功”，促成“革旧维新”的局面。由于戊戌新政能动到守旧势力的根本利益，因此尽管有一道道新政谕令从紫禁城发出，却大都成为一纸空文，而且守旧势力很快便集结起来，通过戊戌政变把新政打翻在地。这样，戊戌新政所保留的成果除了京师大学堂外，就都被废除了。
清末新政强调的是“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因此，“以四书五经、纲常大义为主，以历代史鉴及中外政治艺学为辅”是清末新政推行者所不断坚持的论调。尽管如此，由于新政的推行，许多改革措施的结果却与清朝统治者的主观愿望背道而驰。新式学堂的创办和留学生的培养，出现的是新式的知识分子群体；设厂开矿的实业热潮，增添了资产阶级的力量换花草，立宪运动和挽回利权运动彼此互应；清政府希望预备立宪能够使“皇位永固”、“内乱可弭”，进行了一系列的改制并有一定的实际成效，但清政府缺乏立宪的诚意三生道诀，不仅使立宪派感到失望，而且又促成了革命风潮的高涨。清末新政的改革力度颇大，而且成效也颇显著，随着改革的深入，已突破了其出台之时只是“如琴瑟之改弦”的初衷。仅废止科举制度一项，就使向被奉为人仕至宝的“四书”、“五经”处于尴尬的境地。
3．关于三次新政的发动者与所处的时代中心问题
从时代中心的视角进行考察，有助于对历史事件的定位和总体评价。
洋务运动兴起之时，虽有鸦片战争时期开眼看世界的举动和“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的提出，有太平天国政权后期《资政新篇》的颁布，但直到19世纪60年代并没有新的阶级力量足以在政治舞台上发挥作用暴君的弃妃。这样，作为地主阶级中的开明人士，洋务派“自强”与“求富”的主张与实践，洋务新政的推行，有着它的积极意义。
戊戌新政是在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与资产阶级力量不断壮大情况下出现的马招娣。甲午战争的结束证明了洋务运动的不成功帝国塔防，代之而起的维新运动成为时代的中心，从这个意义上说洋务运动失败了。维新运动的倡导者是资产阶级维新派，他们主动与帝党官员联系并争取和鼓动光绪皇帝厉行变法维新，其影响是深远的。
清末新政推行的十年，也正是辛亥革命的前十年间。清朝统治集团试图通过推行新政来挽救和维护其自身的统治地位，在客观上却促进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袁洁仪对于清政府进行的改革是应当肯定的，但就清政府在20世纪初面临着革命风潮迭起和人心向背的情况下仍然以皇朝自身的利益来确定改革的力度来说，清末新政缺乏能够实现真正的资本主义性质改革的阶级基础和政治力量。而辛亥革命则是以资本主义经济力量和资产阶级的阶级力量为基础，以三民主义为政治纲领，通过十余年的宣传和发动，终于有武昌起义和全国的响应，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结束了两千余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因此，清末新政让位给辛亥革命成为历史的必然。
有关晚清三次新政的比较研究问题，史学界有不同的看法。张连起曾就洋务新政与清末新政进行了比较，认为这两次新政出现的时代背景非常相似即都是在中国出现了严重的民族危机的总形势下发生的，这两次新政表面上不得不迎合帝国主义，而在实际上又都有抵抗外来侵略的目的，两次新政的宗旨与目的基本相同。但清末新政的主要内容有新的发展．，清末新政有突出的超过洋务运动的客观作用。接着，他又对戊戌变法与清末新政进行了比较，认为两者发生的背景也很相似，它们的目的都是为了巩固皇权，变法图强，两者所推行的政策，基本上是相同或类似的。两者的不同突出表现在事件的领导者和各自的后果上。戊戌变法是资产阶级维新派同帝党相结合共同发动领导的，而清末新政则是以西太后为首的后党及清朝的皇室在洋务派官僚的支持下进行的；戊戌变法仅历时103天，政变发生后，其他措施几乎全部被取消，而清末新政历时10年，它同戊戌变法及其以前的历史相比较，成效显著。王守中认为，清末新政是清政府领导的一次具有近代化性质的全面改革运动，它的改革内容，不仅大大超过了洋务运动，而且也超过了戊戌维新运动老梁有看法，是晚清近代化运动中改革最为广泛深入的一次。孙占元把这三次新政均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三次改革事件予以评价，同时也从这三次新政的背景、内容、不同时期的主流与阶级状况等方面分析了其异同，认为尽管清末新政在改革的范围方面超过戊戌维新，但戊戌新政在中国近代史上的意义与影响却是超过了洋务新政和清末新政。陈向阳也把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称作“晚清的三次社会变革运动”，认为三次变革时间先后相继，范围逐步扩大，程度不断加深，在三次变革的推动下，中国的现代化从初步产生到逐步扩大以至全面铺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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