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读书总结（十七）：《谁著史》戏言之五-台灯下的日记本
2016年12月26日晚上19点05
晚饭没有去食堂吃饭，觉得这顿饭应该省下才好，都怪我前几天发誓再也不想有吃饱的感觉。拿出《谁著史》刘依朵，读第四节“回首射雕时，万历暮云屏”和第五节“隆庆元年”，世界史的大转折。明以降的500年，中国所面临的国家安危，不仅来自海洋，更有来自北方的大陆之牵制。如果说海洋朝贡贸易体制，是明代稳定周边海洋环境的基本国策，那么，大陆条约体系，则是清代稳定北方大陆的基本国策。
明清两代我们面临的危机，是在变化之中。这首先让我想起来两件事情，在晚清时期，李鸿章和左中堂好像是两个战略方向的代表人物。李鸿章重海洋，组建北洋水师，左中堂认为中国北部边疆更重要，领兵收复伊犁。在历史上，这好像是我知道的唯一的陆权与海权之争，最终他们并没有超越历史却被历史所埋葬。不管谁胜利都是失败，是历史的失败而非 个人。
了解中国史的都能说出中国朝代的顺序，其中有意思的是元朝和清朝，在汉族文化里面这两个朝代是外来民族对于汉族的征战和侵略，最终成为国家，即使有巅峰时期，可是这根本代表不了以汉族为主导的文明进程。2014年与一个朋友探讨元朝时期的蒙古史是不是中国史的一部分，因为在蒙古强大的时候，我们现在所在的土地是蒙古帝国的一部分，但是蒙古帝国似乎没有留下一个国家的根据地，即使蒙古国存在，但是已经完全代表不了蒙古曾经的辉煌东方朔救乳母。这样问题就来了，元朝时我们是属于蒙古史的一部分，还是元朝是中国史的一部分。这两种解释都不通。在我们认知范围内，找不到中国史属于某一种历史的说法，而中国史就是全部一样。因为它是连续的，体量足够大。但依旧无法回答如此之矛盾。
对明清两朝何以没有走上军事力量向海洋方向大举扩张的道路，阿瑞吉认为：来自北方的威胁和白银依赖进口的问题，乃是其中两大要因。这两个问题贯穿着明清时的全部时间。但是其中面临着多次变革的机会，但这都失败了。可是我们有没有想过，作为中华文明的认知范围内，本就缺少扩张的基因，而非基督徒那样的侵略性十足。
针对北方威胁，帝王将相们思考怎样应对。一盘散沙和内部矛盾重重是我们这个国家的特点是怎样得出来的我并不清楚，仅是将别人的认知扣在自己的脑袋上却是一种习惯，有严重的人云亦云之嫌。后来俄罗斯大公就是利用此特点对东方进行蚕食，效果显著。在历史上由多民族的蒙古问题，伊斯兰文明的边远民族问题和藏族问题，均掺杂在其中。当有人跟我聊起中国民族问题和政策时，我没有自己的建议，因为我只知道现在存在或者曾经存在过而已，而这只是常识。所以当书中说到蒙藏满问题，脑袋里面只能文明继承性来解答其存在的价值和形式，难免会有偏见。
欧洲史即世界史的观点实在是荒谬至极。欧洲脱离黑暗的中世界之前，我们有大量的横贯欧亚大陆强权之间的交往、交融、冲突和竞争，这些交融和竞争既构成了元明清两个中国王朝更替的大背景，也是世界史展开的一个重要力量。在之前的文字中多次表述，已深入人心。经历多年磨难，中国成为现在这个样子，但是蒙古国是如何独立出去的这个问题，在市面上的历史书极少提及，这个也是定位蒙古史的一个方面吧。此书中说：“中亚-蒙古问题史近千年来北方问题的核心。应该说，蒙古问题直到清朝中叶才得以整体解决，这成为清王朝为中华民族的统一所交出的一份最光荣的答卷。1500年以来，蒙古问题的背后，由于始终存在着俄罗斯帝国和日本扩张力量的不断推动，故而进入一个全新之严峻时代。对着清王朝的近代瓦解，蒙古问题必然再次凸显出来。最终国民党政府在1945年8月13日与苏联签订的《中苏友好协定》，外蒙古实行独立，从此蒙古从中国版图中分割出去。”这一段论述的最后一句话我表示怀疑，此问题的复杂性，可能会涉及到很多官方问题。因为在中国有个很有意思的特点，如果官方让大家研究，那么会释放信号并且提供大量的资料和资金，如果想掩盖什么，那老百姓就真的没有办法了。因为在之前的阅读过程中，有几次资料里面提到了类似的问题，蒙古独立的原因尤抱琵琶半遮面。
现在看来中国和俄罗斯之间存在这样一个国家的好处是不是也存在呢？毕竟他是一个比较好的大国间缓冲带，否则我们必将在国界线上重兵把守，所有人都知道俄罗斯嗯的战斗能力，这种战斗能力的支撑正好来源于他们的民族性格和军事武器的力量上面。再怎么分析，我觉得俄罗斯作为一个曾经的和现在的大国木头姑娘，我们应该重视它的存在，并且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外交原则，没有什么朋友敌人之分。我们没有朋友，而敌人就是自己。
在世界范围内，中亚征服世界的故事很多，蒙古只是其中之一，曾经的土耳其和阿拉伯的军队对东西方均产生过剧烈影响，这点历史有必要了解一些，否则对中国史的认识会略显偏颇。也是以前我常在文章里面写的伊斯兰文明的征战史，很有意思麦乐酷，基督教和儒释道的中国均接受过他们的影响，甚至文化扩张，但是具体怎样，还需要点时间。之前买过各种世界史的书籍，到现在也没认真地读完其中任何一本，觉得比较教条化。其实这个问题我想可以这样，选择小说类读物，从故事中得到历史背景的大概描述。
从中亚征服史直接转换成世界经济史，1570年是其重要转折，世界海洋形势也发生了巨变。对于中国来讲，美洲和日本白银的发现和大量引进ca1347，极大地缓和了中国历代面临的货币缺乏和市场扩张之间的矛盾，从此也更为深入地将中国经济纳入到美洲殖民者所掌握的白银资本体系中：随着隆庆元年“海禁”止，由福建经马尼拉到墨西哥的太平洋三角贸易体系形成，明朝的亚洲大陆政策也开始发生重要调整。由于手中掌握了大量白银，这使得明王朝对蒙古元北的道德感召和感化，方才有了切实的诱惑力，至此，明与北元终于化干戈为玉帛，开始实行用明之财力换取北元臣服的政策扇尾沙锥。而停战协定的签署，更标志着经济贸易的原则代替了武力的原则，黄定宇“中亚征服史”的时代终于让位于“世界经济”时代——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爱情不跑偏，蒙古封贡开始了。
这期间也有中国由陆路与西方建立经贸联系的故事，可以理解为古丝绸之路吧，成就了晋商的地位和影响。有个曾经辉煌的城市不得不提一下，那就是恰克图，连接着中国和蒙古以及俄罗斯的重要贸易城市，当然这也得益于世界白银贸易的出现，为中国市场提供了大量的白银储备，可以用之与北方各民族进行贸易。写到这我认为贸易或者是交易非常重要，不管我们有多么的强大，都不能随意的关闭国内市场并将自己的各种产品禁锢在国内，世界的既是中国的，中国的既是我的，这样一种概念有必要深入人心。
已经不记得关于世界白银经济这个概念何时出现在我的脑海里面，如果我不知道，就无法理解在明后期关于世界的故事，无法解释欧洲先驱们抢占世界市场进行殖民的故事，更没办法理解曾经的中国在世界经济史中所占的地位。或者我只能闭关锁国的把自己关在了中国近代史的笼子里永世不得出来。幸运的是我开始关注曾经关注以外的故事了，这就算是一种进步吧！在韩毓海另外一本书《一篇读罢头飞雪，重读马克思》里面同样出现过类似的问题，《晚明大历史》中也论述过类似的问题，当我到了这本书的时候，就可以针对这个问题写一些自己的看法和感受。这就是读书的意义吧。
在明朝最有名气的人是张居正，而非朱元璋，其主持的“一条鞭法”很有意思，核心是以白银为税收货币——而这就是一条鞭法的本质。一条鞭法得以完成的真正基础，是白银的大规模进口，明代把国家税收折合为白银来征收，这一改革的实施发生在1570年，这正是海禁解除后，世界白银流入中国的高峰期完全重合，而改革的两个试点浙江和福建，都是直接卷入海上白银贸易的省份，也是海盗和海上贸易最活跃的省份。所以理解500年前的中国国内改革，重要的是要看到他的国际和全球背景，而不是看改革家张居正出神入化的治理手段。一个人就是历史的小丑，在不断的时间轴上跳着舞蹈，可能没有观众，也可能有无数的观众。
但是张居正只不过是赶上了世界史的大机遇，在那种战略机遇期里面，即使中国皇帝、首辅上下都是些傻子，只要国际经济大形势“颇有利于我”，如今天的沙特、科威特屁股底下坐着石油，那就何愁美元不是滚滚而来，但是，一旦石油挖尽，出口链条崩断，外在的货币供应随之停止，所谓的盛世也就将土崩瓦解。这让我想起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提供一种中国政治史的思考方式，古今可进行比较。
2016年12月26日晚上19点05
晚饭没有去食堂吃饭，觉得这顿饭应该省下才好，都怪我前几天发誓再也不想有吃饱的感觉。拿出《谁著史》刘依朵，读第四节“回首射雕时，万历暮云屏”和第五节“隆庆元年”，世界史的大转折。明以降的500年，中国所面临的国家安危，不仅来自海洋，更有来自北方的大陆之牵制。如果说海洋朝贡贸易体制，是明代稳定周边海洋环境的基本国策，那么，大陆条约体系，则是清代稳定北方大陆的基本国策。
明清两代我们面临的危机，是在变化之中。这首先让我想起来两件事情，在晚清时期，李鸿章和左中堂好像是两个战略方向的代表人物。李鸿章重海洋，组建北洋水师，左中堂认为中国北部边疆更重要，领兵收复伊犁。在历史上，这好像是我知道的唯一的陆权与海权之争，最终他们并没有超越历史却被历史所埋葬。不管谁胜利都是失败，是历史的失败而非 个人。
了解中国史的都能说出中国朝代的顺序，其中有意思的是元朝和清朝，在汉族文化里面这两个朝代是外来民族对于汉族的征战和侵略，最终成为国家，即使有巅峰时期，可是这根本代表不了以汉族为主导的文明进程。2014年与一个朋友探讨元朝时期的蒙古史是不是中国史的一部分，因为在蒙古强大的时候，我们现在所在的土地是蒙古帝国的一部分，但是蒙古帝国似乎没有留下一个国家的根据地，即使蒙古国存在，但是已经完全代表不了蒙古曾经的辉煌东方朔救乳母。这样问题就来了，元朝时我们是属于蒙古史的一部分，还是元朝是中国史的一部分。这两种解释都不通。在我们认知范围内，找不到中国史属于某一种历史的说法，而中国史就是全部一样。因为它是连续的，体量足够大。但依旧无法回答如此之矛盾。
对明清两朝何以没有走上军事力量向海洋方向大举扩张的道路，阿瑞吉认为：来自北方的威胁和白银依赖进口的问题，乃是其中两大要因。这两个问题贯穿着明清时的全部时间。但是其中面临着多次变革的机会，但这都失败了。可是我们有没有想过，作为中华文明的认知范围内，本就缺少扩张的基因，而非基督徒那样的侵略性十足。
针对北方威胁，帝王将相们思考怎样应对。一盘散沙和内部矛盾重重是我们这个国家的特点是怎样得出来的我并不清楚，仅是将别人的认知扣在自己的脑袋上却是一种习惯，有严重的人云亦云之嫌。后来俄罗斯大公就是利用此特点对东方进行蚕食，效果显著。在历史上由多民族的蒙古问题，伊斯兰文明的边远民族问题和藏族问题，均掺杂在其中。当有人跟我聊起中国民族问题和政策时，我没有自己的建议，因为我只知道现在存在或者曾经存在过而已，而这只是常识。所以当书中说到蒙藏满问题，脑袋里面只能文明继承性来解答其存在的价值和形式，难免会有偏见。
欧洲史即世界史的观点实在是荒谬至极。欧洲脱离黑暗的中世界之前，我们有大量的横贯欧亚大陆强权之间的交往、交融、冲突和竞争，这些交融和竞争既构成了元明清两个中国王朝更替的大背景，也是世界史展开的一个重要力量。在之前的文字中多次表述，已深入人心。经历多年磨难，中国成为现在这个样子，但是蒙古国是如何独立出去的这个问题，在市面上的历史书极少提及，这个也是定位蒙古史的一个方面吧。此书中说：“中亚-蒙古问题史近千年来北方问题的核心。应该说，蒙古问题直到清朝中叶才得以整体解决，这成为清王朝为中华民族的统一所交出的一份最光荣的答卷。1500年以来，蒙古问题的背后，由于始终存在着俄罗斯帝国和日本扩张力量的不断推动，故而进入一个全新之严峻时代。对着清王朝的近代瓦解，蒙古问题必然再次凸显出来。最终国民党政府在1945年8月13日与苏联签订的《中苏友好协定》，外蒙古实行独立，从此蒙古从中国版图中分割出去。”这一段论述的最后一句话我表示怀疑，此问题的复杂性，可能会涉及到很多官方问题。因为在中国有个很有意思的特点，如果官方让大家研究，那么会释放信号并且提供大量的资料和资金，如果想掩盖什么，那老百姓就真的没有办法了。因为在之前的阅读过程中，有几次资料里面提到了类似的问题，蒙古独立的原因尤抱琵琶半遮面。
现在看来中国和俄罗斯之间存在这样一个国家的好处是不是也存在呢？毕竟他是一个比较好的大国间缓冲带，否则我们必将在国界线上重兵把守，所有人都知道俄罗斯嗯的战斗能力，这种战斗能力的支撑正好来源于他们的民族性格和军事武器的力量上面。再怎么分析，我觉得俄罗斯作为一个曾经的和现在的大国木头姑娘，我们应该重视它的存在，并且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外交原则，没有什么朋友敌人之分。我们没有朋友，而敌人就是自己。
在世界范围内，中亚征服世界的故事很多，蒙古只是其中之一，曾经的土耳其和阿拉伯的军队对东西方均产生过剧烈影响，这点历史有必要了解一些，否则对中国史的认识会略显偏颇。也是以前我常在文章里面写的伊斯兰文明的征战史，很有意思麦乐酷，基督教和儒释道的中国均接受过他们的影响，甚至文化扩张，但是具体怎样，还需要点时间。之前买过各种世界史的书籍，到现在也没认真地读完其中任何一本，觉得比较教条化。其实这个问题我想可以这样，选择小说类读物，从故事中得到历史背景的大概描述。
从中亚征服史直接转换成世界经济史，1570年是其重要转折，世界海洋形势也发生了巨变。对于中国来讲，美洲和日本白银的发现和大量引进ca1347，极大地缓和了中国历代面临的货币缺乏和市场扩张之间的矛盾，从此也更为深入地将中国经济纳入到美洲殖民者所掌握的白银资本体系中：随着隆庆元年“海禁”止，由福建经马尼拉到墨西哥的太平洋三角贸易体系形成，明朝的亚洲大陆政策也开始发生重要调整。由于手中掌握了大量白银，这使得明王朝对蒙古元北的道德感召和感化，方才有了切实的诱惑力，至此，明与北元终于化干戈为玉帛，开始实行用明之财力换取北元臣服的政策扇尾沙锥。而停战协定的签署，更标志着经济贸易的原则代替了武力的原则，黄定宇“中亚征服史”的时代终于让位于“世界经济”时代——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爱情不跑偏，蒙古封贡开始了。
这期间也有中国由陆路与西方建立经贸联系的故事，可以理解为古丝绸之路吧，成就了晋商的地位和影响。有个曾经辉煌的城市不得不提一下，那就是恰克图，连接着中国和蒙古以及俄罗斯的重要贸易城市，当然这也得益于世界白银贸易的出现，为中国市场提供了大量的白银储备，可以用之与北方各民族进行贸易。写到这我认为贸易或者是交易非常重要，不管我们有多么的强大，都不能随意的关闭国内市场并将自己的各种产品禁锢在国内，世界的既是中国的，中国的既是我的，这样一种概念有必要深入人心。
已经不记得关于世界白银经济这个概念何时出现在我的脑海里面，如果我不知道，就无法理解在明后期关于世界的故事，无法解释欧洲先驱们抢占世界市场进行殖民的故事，更没办法理解曾经的中国在世界经济史中所占的地位。或者我只能闭关锁国的把自己关在了中国近代史的笼子里永世不得出来。幸运的是我开始关注曾经关注以外的故事了，这就算是一种进步吧！在韩毓海另外一本书《一篇读罢头飞雪，重读马克思》里面同样出现过类似的问题，《晚明大历史》中也论述过类似的问题，当我到了这本书的时候，就可以针对这个问题写一些自己的看法和感受。这就是读书的意义吧。
在明朝最有名气的人是张居正，而非朱元璋，其主持的“一条鞭法”很有意思，核心是以白银为税收货币——而这就是一条鞭法的本质。一条鞭法得以完成的真正基础，是白银的大规模进口，明代把国家税收折合为白银来征收，这一改革的实施发生在1570年，这正是海禁解除后，世界白银流入中国的高峰期完全重合，而改革的两个试点浙江和福建，都是直接卷入海上白银贸易的省份，也是海盗和海上贸易最活跃的省份。所以理解500年前的中国国内改革，重要的是要看到他的国际和全球背景，而不是看改革家张居正出神入化的治理手段。一个人就是历史的小丑，在不断的时间轴上跳着舞蹈，可能没有观众，也可能有无数的观众。
但是张居正只不过是赶上了世界史的大机遇，在那种战略机遇期里面，即使中国皇帝、首辅上下都是些傻子，只要国际经济大形势“颇有利于我”，如今天的沙特、科威特屁股底下坐着石油，那就何愁美元不是滚滚而来，但是，一旦石油挖尽，出口链条崩断，外在的货币供应随之停止，所谓的盛世也就将土崩瓦解。这让我想起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提供一种中国政治史的思考方式，古今可进行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