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 国家安全的召唤〔-索恩thornbird
我们之所以将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当作一位伟大的国际战略家，是因为他的两篇文章，一篇是1946年撰写的《长电报》（“Long Telegram”），当时他是驻莫斯科美国大使馆的代办，另一篇是1947年的《苏联行为的来源》（“The 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杜力巴石蝶，文章发表的时候他是国务卿乔治·C.马歇尔（George C. Marshall）手下的美国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主任。在冷战的四十年中，这两篇文章为美国制定针对苏维埃俄国的政策提供了思想基础。后来几十年，凯南在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中心任教，任教期间乃至退休之后他依然坚持写作战略文章，但相比之下，这些文章中的分析和建议完全被美国政策制定者忽略了。对于聪明的历史学家来说，这几十年大概是非常重要和有趣的，但凯南在这段时期内的表现却无法为他作为战略家的身份加分。
同样地，亨利·基辛格也以他的战略性观点而闻名（或者说充满争议）——他的战略思想主要在他与理查德·尼克松总统搭档阶段形成——例如缓和政策、限制战略武器、开启中美外交以及结束越南战争，还有他曾私下向乔治·H.W.布什总统、乔治·W.布什总统和其他美国总统提供的建议。基辛格之所以有资格成为战略家，是因为他在政治生涯的一些时刻帮助塑造了这一部分的世界历史进程暖暖温泉乡，而不是因为他在书籍和文章中对美国外交政策的评价与分析徽县吧。
战略，不可避免是具有可操作性的。出于这一原因，斯考克罗夫特观察到，国家安全战略的“成败取决于它们实施的有效性。一个绝妙的战略常常因为缺乏资源或是没有实施方而陷入窘境，总统的决定也会因此无法成功实现。”斯考克罗夫特在有效实施战略方面很有经验，因此他曾经帮助六个美国总统成功实施他们的国家安全政策——杰拉尔德·福特总统和乔治·H.W.布什总统得到的帮助更直接一些，但尼克松总统、里根总统、乔治·W.布什总统和奥巴马总统也都得到过他的帮助。他能够对政府决策施以如此长久的影响，反映了政府上上下下的官员对他充分的信心，同时也证明了他在其他全球政策制定参与者之中拥有极高的声誉。
斯考克罗夫特之所以能够赢得如此高的声誉，是因为他拥有三种特别的品质。第一种是他在公共服务事业中的诚信正直。他曾经服务过美国陆军、空军和多位美国总统，为美国自身广泛的利益默默奉献，但与此同时他还能够保持自我。在使用和分析信息的时候，他谨慎小心；在评判他人的时候，他体贴关切；在评估证据的时候，他客观冷静；在下结论的时候，他沉着自信。他的一位同事曾经说过，在评判有关国家安全的时候，他似乎有一个内在的陀螺仪，这个陀螺仪不容易受外界因素的影响，只关注眼前的事件和人物。阿莫斯·乔丹将军（Amos “Joe” Jordan）——他的老朋友——曾经说过，在面对权力的时候，斯考克罗夫特永远都不会说谎。他还指出，斯考克罗夫特的这个品质常常让他不太讨人喜欢。莱斯利·盖尔博注意到，斯考克罗夫特心里怎么想，就会怎么说，如果有反对意见，他会立刻说出口。
斯考克罗夫特拥有的特殊品质中，第二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就是他能够同时让众多不同的观众和选民信服。他能够建立行业间桥梁、联合专业化人群以及连接政策子系统——与不同的“知识社群”进行沟通——换句话说，这种能力就是人类学家有时候说的“多声性”。
斯考克罗夫特至少能够流利使用四种外交政策“语言”。作为一位已经退休的空军将领和一位极其熟悉武器系统、战略势力和军事组织的专家，斯考克罗夫特得到了众多的关注，无论是军队和国防部人员、国防政策专家，还是专门从事国家安全事务的国会成员和五角大楼新闻记者，无一不对斯考克罗夫特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分外注意。作为历史学和国际关系理论的学者，作为基辛格的副手、两届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作为无数有关美国国家安全方方面面的论文、报告、新闻社论和书籍的作者，斯考克罗夫特已经成为权威，众多外交政策专家、外交家、记者以及研究总统职位、国家安全和国际关系的学者纷纷推崇并追随他的建议。作为一位深入研究情报的前情报人员，作为PFIAB的前主席，斯考克罗夫特受到情报界官员的尊重和信任。作为一家成功的国际贸易咨询公司的董事长，作为享有声望的董事会领导者，作为商业与政策社群之间的桥梁（例如大西洋委员会和阿斯彭战略集团），斯考克罗夫特受到了来自国内外政策制定者与商业领袖的关注。斯考克罗夫特之所以如此独一无二，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他能够理解并连接这些不同的领域酷米客公交。
他的第三个特质完美解释了他为何能有如此深远的影响和极高的效力——他的性格安定平静。和很多野心勃勃的政策专家、军事官员和华盛顿政治家不同，他不会招摇过市、过分张扬，相反，他常常帮助别人实现创举，让他们代替他接受喝彩金牌师姐。同时他又极其谨慎，他总是乐于倾听，缓缓说话，他三思而后言的性格有时让人觉得他“神神秘秘的”，有时让人觉得他非常“封闭离群”或是“沉默寡言”。他过去的一位同事是这样评论他的：斯考克罗夫特“之所以能够在华盛顿生存下来，是因为他忘记了许许多多事情。或者说，他看上去是这样的。”在这个国家的首都，这样的自我控制是非常宝贵并且非同寻常的。
他不仅拥有这些特殊的个人品质，还有超群的智慧和不寻常的职业道德，这一切都让斯考克罗夫特成为一位极其有效力的政策专家。另一位从前的同事观察到，在这个国家的首都，有“一大堆非常非常聪明的人”，但是“华盛顿几乎所有人都缺乏判断力”——尤其是缺乏斯考克罗夫特一直拥有的“准确判断力”。
尽管他作为一位战略家，为国家的政治政策贡献很大，但在斯考克罗夫特的一生中，他一直保持低调，这也是他人生的一大特点。大多数研究二十世纪末和二十一世纪初美国外交政策的记者、历史学家和分析家都没有直接给予斯考克罗夫特多少关注，而是用很长的篇幅详细介绍那些直率高调的公职人员，例如迪克·切尼、亨利·基辛格、科林·鲍威尔、康多莉扎·赖斯和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哪怕是理查德·尼克松、杰拉尔德·福特和乔治·布什的传记都很少提及斯考克罗夫特的贡献。前总统们、国会成员、内阁官员和其他高级公职人员撰写的回忆录中，也很少见到斯考克罗夫特的名字。
但这就是斯考克罗夫特所希望见到的。他刻意避免了大众媒体的关注，其仅有的几次突然出现在公众视野中——无论是通过采访、新闻论稿、书籍或是演讲——总是有特殊的目的或是针对专门的观众而为之。他偶尔才会出现在国家电视节目中，而且从来不会试图强迫美国广大民众接受他的观点。他也从来不炫耀自己的成就。直到2013年，88岁高龄的斯考克罗夫特才开始写作自己的回忆录，但他的作品从未完结，他一直坚持写作。康多莉扎·赖斯观察到，尽管她的导师兼前任老板是“二十世纪后五十年中外交政策界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却从来不是人群中最显眼的那个人蒙面达虎，对吧？”
然而，我们不能否认，斯考克罗夫特在美国外交政策方面展现了杰出的才干，是政界卓越的人物。因此姜大成，研究他的人生能够帮助我们深入了解一个局内人对过去四十年许多重要发展的看法。斯考克罗夫特参与的很多事件都有助于说明美国国际角色的演变：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美国军队从越南南部的撤离、对核武器竞赛的处理、伊朗门事件和中国作为经济政治超级大国的崛起、德国重新统一和冷战结束、1991年波斯湾战争、苏联解体、建立北美自由贸易组织（the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ssociation，简称NAFTA），以及美国入侵伊拉克和2001年“9·11”恐怖袭击之后展开的反恐战争。
研究斯考克罗夫特的生平还能触及美国乃至世界历史上极少被谈论的重要事件：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的西点军校军事教育改革、1976年秋天的英国财政危机、1989年2月布什总统几乎是灾难性的中国之行、1989年10月针对巴拿马曼纽尔·诺列加（Manuel Noriega）的政变的失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情报界的改革，以及过去几十年美国前高级官员作为全球事务重要顾问的地位提升，等等。不可避免的，任何一本描述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生平和事业的书籍必须谈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历史。
斯考克罗夫特的故事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角度，让我们得以了解美国外交政策究竟是如何制定又是如何实施的。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流程（NSC process），因为这个流程以国家安全顾问和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人员为中心。这个流程包含了人员的重新招募和配置；部门之间关系的处理；确定哪些政府部门或单位、哪些政府官员负责决策、协调和执行政策；以及处理国家安全政策方面总统、国会和媒体之间的公共关系。相应的，这本书回顾了斯考克罗夫特与他的上司、同事以及下属的关系，在过去五十年中，作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部分，他们一起工作，促进了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形成——同时，在这个流程中，斯考克罗夫特的个人因素也在历史的进程中施加了清晰的影响。本书特别关注了两位前国家安全顾问，他们都是斯考克罗夫特的朋友。一位是他工作的前辈，亨利·基辛格；另一位是他之前的徒弟，他非常看好的康多莉扎·赖斯。作为国家安全顾问，他们两人是如何发挥作用、如何解读国家安全委员会流程的？解答这些问题有助于我们了解在总统任期内国家安全顾问可能扮演哪些不同的角色，同时也让我们更全面地理解斯考克罗夫特自己的决定和行动。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通常以微妙、含蓄的方法运用他的权力，通过天赋的说服力和敏锐的洞察力默默地影响政策。尽管如此，从斯考克罗夫特在办公室内外发布的声明、文章和行动中，我们还是可以感受到他战略性视角。董湘昆
首先，他心系美国的利益，一心只为保护和推进美国的利益。在国际关系理论家口中，他就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同时，他又是一位国际主义者，因为在他看来，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中的绝大部分拥有一致的、完全可调和的利益和价值。但是，斯考克罗夫特认为，多边合作的成功取决于美国在北约、联合国和其他国际机构中的强势领导。最后，我们可以将斯考克罗夫特视为一个乐观主义者，因为他坚信他的声音在国际社会中十分重要，也坚信在国际关系中理性会占主导地位。在这本书中净宗学院直播，我试着向读者展示，斯考克罗夫特在扮演政府内外不同角色的时候中信通，这些核心价值——现实主义、国际主义、国家主义和根本上的乐观主义——是如何影响他的行动的。
2006年末，就撰写斯考克罗夫特将军的传记一事，我第一次拜访了他，当时他表达了一些困惑。在他华盛顿的办公室里，我们的谈话进行了九十分钟——这次谈话可以说是我对他的采访，也可以说是他对我的采访——最后，他告诉我他会配合我的写作。他批准我查看他的学术记录和空军人事档案，同时他还帮助我联系了很多采访对象，鼓励他们经常性地与我交谈。我们记录在案的访谈——大部分是通过电话进行的，有些是面对面的交谈——平均时间在三十到四十五分钟之间，其中有几次甚至超过了一个小时。他们与我的交谈一直持续到2014年5月上旬。我非常感谢斯考克罗夫特将军对我的帮助，同时也感谢那些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帮助我的人（详见致谢词）。
尽管《战略家》是一本授权传记，但它仍然是一本综合学识和分析的独立作品（重要的是，这本书绝不是对斯考克罗夫特自己写作的回忆录的简单回顾）。斯考克罗夫特将军从未试图将他的想法强加在我身上，我想写什么、书的内容如何，他都充分尊重我的意愿。因此，我将对书中的任何解释、评价以及结论承担全部责任，包括可能出现的任何错误和遗漏。
本文节选自
《战略家：斯考克罗夫特和国家安全的召唤》
索·恩11月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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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之所以将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当作一位伟大的国际战略家，是因为他的两篇文章，一篇是1946年撰写的《长电报》（“Long Telegram”），当时他是驻莫斯科美国大使馆的代办，另一篇是1947年的《苏联行为的来源》（“The 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杜力巴石蝶，文章发表的时候他是国务卿乔治·C.马歇尔（George C. Marshall）手下的美国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主任。在冷战的四十年中，这两篇文章为美国制定针对苏维埃俄国的政策提供了思想基础。后来几十年，凯南在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中心任教，任教期间乃至退休之后他依然坚持写作战略文章，但相比之下，这些文章中的分析和建议完全被美国政策制定者忽略了。对于聪明的历史学家来说，这几十年大概是非常重要和有趣的，但凯南在这段时期内的表现却无法为他作为战略家的身份加分。
同样地，亨利·基辛格也以他的战略性观点而闻名（或者说充满争议）——他的战略思想主要在他与理查德·尼克松总统搭档阶段形成——例如缓和政策、限制战略武器、开启中美外交以及结束越南战争，还有他曾私下向乔治·H.W.布什总统、乔治·W.布什总统和其他美国总统提供的建议。基辛格之所以有资格成为战略家，是因为他在政治生涯的一些时刻帮助塑造了这一部分的世界历史进程暖暖温泉乡，而不是因为他在书籍和文章中对美国外交政策的评价与分析徽县吧。
战略，不可避免是具有可操作性的。出于这一原因，斯考克罗夫特观察到，国家安全战略的“成败取决于它们实施的有效性。一个绝妙的战略常常因为缺乏资源或是没有实施方而陷入窘境，总统的决定也会因此无法成功实现。”斯考克罗夫特在有效实施战略方面很有经验，因此他曾经帮助六个美国总统成功实施他们的国家安全政策——杰拉尔德·福特总统和乔治·H.W.布什总统得到的帮助更直接一些，但尼克松总统、里根总统、乔治·W.布什总统和奥巴马总统也都得到过他的帮助。他能够对政府决策施以如此长久的影响，反映了政府上上下下的官员对他充分的信心，同时也证明了他在其他全球政策制定参与者之中拥有极高的声誉。
斯考克罗夫特之所以能够赢得如此高的声誉，是因为他拥有三种特别的品质。第一种是他在公共服务事业中的诚信正直。他曾经服务过美国陆军、空军和多位美国总统，为美国自身广泛的利益默默奉献，但与此同时他还能够保持自我。在使用和分析信息的时候，他谨慎小心；在评判他人的时候，他体贴关切；在评估证据的时候，他客观冷静；在下结论的时候，他沉着自信。他的一位同事曾经说过，在评判有关国家安全的时候，他似乎有一个内在的陀螺仪，这个陀螺仪不容易受外界因素的影响，只关注眼前的事件和人物。阿莫斯·乔丹将军（Amos “Joe” Jordan）——他的老朋友——曾经说过，在面对权力的时候，斯考克罗夫特永远都不会说谎。他还指出，斯考克罗夫特的这个品质常常让他不太讨人喜欢。莱斯利·盖尔博注意到，斯考克罗夫特心里怎么想，就会怎么说，如果有反对意见，他会立刻说出口。
斯考克罗夫特拥有的特殊品质中，第二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就是他能够同时让众多不同的观众和选民信服。他能够建立行业间桥梁、联合专业化人群以及连接政策子系统——与不同的“知识社群”进行沟通——换句话说，这种能力就是人类学家有时候说的“多声性”。
斯考克罗夫特至少能够流利使用四种外交政策“语言”。作为一位已经退休的空军将领和一位极其熟悉武器系统、战略势力和军事组织的专家，斯考克罗夫特得到了众多的关注，无论是军队和国防部人员、国防政策专家，还是专门从事国家安全事务的国会成员和五角大楼新闻记者，无一不对斯考克罗夫特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分外注意。作为历史学和国际关系理论的学者，作为基辛格的副手、两届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作为无数有关美国国家安全方方面面的论文、报告、新闻社论和书籍的作者，斯考克罗夫特已经成为权威，众多外交政策专家、外交家、记者以及研究总统职位、国家安全和国际关系的学者纷纷推崇并追随他的建议。作为一位深入研究情报的前情报人员，作为PFIAB的前主席，斯考克罗夫特受到情报界官员的尊重和信任。作为一家成功的国际贸易咨询公司的董事长，作为享有声望的董事会领导者，作为商业与政策社群之间的桥梁（例如大西洋委员会和阿斯彭战略集团），斯考克罗夫特受到了来自国内外政策制定者与商业领袖的关注。斯考克罗夫特之所以如此独一无二，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他能够理解并连接这些不同的领域酷米客公交。
他的第三个特质完美解释了他为何能有如此深远的影响和极高的效力——他的性格安定平静。和很多野心勃勃的政策专家、军事官员和华盛顿政治家不同，他不会招摇过市、过分张扬，相反，他常常帮助别人实现创举，让他们代替他接受喝彩金牌师姐。同时他又极其谨慎，他总是乐于倾听，缓缓说话，他三思而后言的性格有时让人觉得他“神神秘秘的”，有时让人觉得他非常“封闭离群”或是“沉默寡言”。他过去的一位同事是这样评论他的：斯考克罗夫特“之所以能够在华盛顿生存下来，是因为他忘记了许许多多事情。或者说，他看上去是这样的。”在这个国家的首都，这样的自我控制是非常宝贵并且非同寻常的。
他不仅拥有这些特殊的个人品质，还有超群的智慧和不寻常的职业道德，这一切都让斯考克罗夫特成为一位极其有效力的政策专家。另一位从前的同事观察到，在这个国家的首都，有“一大堆非常非常聪明的人”，但是“华盛顿几乎所有人都缺乏判断力”——尤其是缺乏斯考克罗夫特一直拥有的“准确判断力”。
尽管他作为一位战略家，为国家的政治政策贡献很大，但在斯考克罗夫特的一生中，他一直保持低调，这也是他人生的一大特点。大多数研究二十世纪末和二十一世纪初美国外交政策的记者、历史学家和分析家都没有直接给予斯考克罗夫特多少关注，而是用很长的篇幅详细介绍那些直率高调的公职人员，例如迪克·切尼、亨利·基辛格、科林·鲍威尔、康多莉扎·赖斯和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哪怕是理查德·尼克松、杰拉尔德·福特和乔治·布什的传记都很少提及斯考克罗夫特的贡献。前总统们、国会成员、内阁官员和其他高级公职人员撰写的回忆录中，也很少见到斯考克罗夫特的名字。
但这就是斯考克罗夫特所希望见到的。他刻意避免了大众媒体的关注，其仅有的几次突然出现在公众视野中——无论是通过采访、新闻论稿、书籍或是演讲——总是有特殊的目的或是针对专门的观众而为之。他偶尔才会出现在国家电视节目中，而且从来不会试图强迫美国广大民众接受他的观点。他也从来不炫耀自己的成就。直到2013年，88岁高龄的斯考克罗夫特才开始写作自己的回忆录，但他的作品从未完结，他一直坚持写作。康多莉扎·赖斯观察到，尽管她的导师兼前任老板是“二十世纪后五十年中外交政策界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却从来不是人群中最显眼的那个人蒙面达虎，对吧？”
然而，我们不能否认，斯考克罗夫特在美国外交政策方面展现了杰出的才干，是政界卓越的人物。因此姜大成，研究他的人生能够帮助我们深入了解一个局内人对过去四十年许多重要发展的看法。斯考克罗夫特参与的很多事件都有助于说明美国国际角色的演变：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美国军队从越南南部的撤离、对核武器竞赛的处理、伊朗门事件和中国作为经济政治超级大国的崛起、德国重新统一和冷战结束、1991年波斯湾战争、苏联解体、建立北美自由贸易组织（the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ssociation，简称NAFTA），以及美国入侵伊拉克和2001年“9·11”恐怖袭击之后展开的反恐战争。
研究斯考克罗夫特的生平还能触及美国乃至世界历史上极少被谈论的重要事件：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的西点军校军事教育改革、1976年秋天的英国财政危机、1989年2月布什总统几乎是灾难性的中国之行、1989年10月针对巴拿马曼纽尔·诺列加（Manuel Noriega）的政变的失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情报界的改革，以及过去几十年美国前高级官员作为全球事务重要顾问的地位提升，等等。不可避免的，任何一本描述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生平和事业的书籍必须谈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历史。
斯考克罗夫特的故事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角度，让我们得以了解美国外交政策究竟是如何制定又是如何实施的。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流程（NSC process），因为这个流程以国家安全顾问和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人员为中心。这个流程包含了人员的重新招募和配置；部门之间关系的处理；确定哪些政府部门或单位、哪些政府官员负责决策、协调和执行政策；以及处理国家安全政策方面总统、国会和媒体之间的公共关系。相应的，这本书回顾了斯考克罗夫特与他的上司、同事以及下属的关系，在过去五十年中，作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部分，他们一起工作，促进了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形成——同时，在这个流程中，斯考克罗夫特的个人因素也在历史的进程中施加了清晰的影响。本书特别关注了两位前国家安全顾问，他们都是斯考克罗夫特的朋友。一位是他工作的前辈，亨利·基辛格；另一位是他之前的徒弟，他非常看好的康多莉扎·赖斯。作为国家安全顾问，他们两人是如何发挥作用、如何解读国家安全委员会流程的？解答这些问题有助于我们了解在总统任期内国家安全顾问可能扮演哪些不同的角色，同时也让我们更全面地理解斯考克罗夫特自己的决定和行动。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通常以微妙、含蓄的方法运用他的权力，通过天赋的说服力和敏锐的洞察力默默地影响政策。尽管如此，从斯考克罗夫特在办公室内外发布的声明、文章和行动中，我们还是可以感受到他战略性视角。董湘昆
首先，他心系美国的利益，一心只为保护和推进美国的利益。在国际关系理论家口中，他就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同时，他又是一位国际主义者，因为在他看来，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中的绝大部分拥有一致的、完全可调和的利益和价值。但是，斯考克罗夫特认为，多边合作的成功取决于美国在北约、联合国和其他国际机构中的强势领导。最后，我们可以将斯考克罗夫特视为一个乐观主义者，因为他坚信他的声音在国际社会中十分重要，也坚信在国际关系中理性会占主导地位。在这本书中净宗学院直播，我试着向读者展示，斯考克罗夫特在扮演政府内外不同角色的时候中信通，这些核心价值——现实主义、国际主义、国家主义和根本上的乐观主义——是如何影响他的行动的。
2006年末，就撰写斯考克罗夫特将军的传记一事，我第一次拜访了他，当时他表达了一些困惑。在他华盛顿的办公室里，我们的谈话进行了九十分钟——这次谈话可以说是我对他的采访，也可以说是他对我的采访——最后，他告诉我他会配合我的写作。他批准我查看他的学术记录和空军人事档案，同时他还帮助我联系了很多采访对象，鼓励他们经常性地与我交谈。我们记录在案的访谈——大部分是通过电话进行的，有些是面对面的交谈——平均时间在三十到四十五分钟之间，其中有几次甚至超过了一个小时。他们与我的交谈一直持续到2014年5月上旬。我非常感谢斯考克罗夫特将军对我的帮助，同时也感谢那些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帮助我的人（详见致谢词）。
尽管《战略家》是一本授权传记，但它仍然是一本综合学识和分析的独立作品（重要的是，这本书绝不是对斯考克罗夫特自己写作的回忆录的简单回顾）。斯考克罗夫特将军从未试图将他的想法强加在我身上，我想写什么、书的内容如何，他都充分尊重我的意愿。因此，我将对书中的任何解释、评价以及结论承担全部责任，包括可能出现的任何错误和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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