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闲人杂记丨略述左宗棠-给新青年
略述左宗棠2
原来左宗棠对于西北问题早就有具体的认识。当他二十二岁上京会试前，他曾把平日对于时局的观念，吟成“癸巳燕台杂感”八首，其中第三首说：
西域环兵不计年，当时立国重开边。
橐(tuó)驼万里输官稻，砂(shā)碛(qì)千秋此石田。
置省尚烦他日策，兴屯宁费度支钱。
将军莫更纾(shū)愁眼，生计中原亦可怜。
根据这种认识，他一任西北的职务时，就下了一个断语，说：“筹饷难于筹兵，筹粮难于筹饷，筹转运又难于筹粮鄢陵人才网。”当西北事变初起，陕、甘兵力确是不够；后来各方调拨，又嫌太多。系统纷歧，指挥不易；编制杂乱，品质低劣。严格说来，在西北用兵的人，每感无兵可用的苦恼。西北各省，自来贫乏。在平时，甘肃和新疆的政费对魔忍雪风，也要靠江南各省的接济。自经洪杨之乱，江南各省破坏不堪，自己财力也很支绌，对于别省需要，更是漠不关心。姑定【3】西北找到可用之兵，它们也会觉得捉襟见肘，支付饷项十分困难。
须知西北各省兵饷固难筹，粮(liánɡ)秣(mò)【4】也很缺乏，而且粮秣这东西不能在同一地方大量采购，免得军队未见其利，老百姓早蒙其害。在这种情形下，政府姑定在财政上有办法，购粮问题仍旧不能解决。最后，西北的运输工具，只有骆驼。骆驼本身就要食料，不能就地取给，须得随身装载，七除八扣，剩下实在有限。照当时的计算，要花两石的粮价，才能运到一石的粮。换句话说，要花一石【5】半的饷，才能养活一名兵。这还是就关内说，至于关外，那要十石的粮价，才能运到一石(dàn)粮。
【3】注释：姑定，即使，就算是。
【4】注释：军队中人吃的粮食和马吃的草料
【5】注释：一石姬剑晶，计量单位，现在的60千克。
宗棠细心估计种种困难，所以他下个结论，说在西北边塞用兵，最好只使用最少数的精兵。兵数越小，财政、粮秣、运输等大问题都容易解决。
左宗棠所带领的湘军，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子弟兵”。子弟兵的好处在于亲信可靠。他的办法是：先由统领自己去找营官，营官自己去找哨官，哨官自己去找什长，然后由什长按照规定条件，在某一地区，自己去找勇丁。这些勇丁多是同乡亲戚朋友，大家容易互相关照。宗棠带了这些子弟兵到西北后，严加管束，明于赏罚，同时，鼓励勇丁们耕田种菜，使他们得锻炼身体而又增加生活的趣味。此外，他还懂得因时制宜，利用东北的健儿来做骑兵，使传递消息及联络前后方等工作更见灵活。
当同治六年二月，左宗棠的大军从汉口出发，分三道入陕，他的心里已经很有把握地准备应付三方面：第一是西捻，他们已进入陕西而仍在河南和湖北之间流动；第二是回民，他们的势力弥漫于陕回北部的中间及甘肃的南部，只剩兰州、秦州、宝鸡一线来保持内外的交通；第三是土寇，他们在陕西的实力颇不小。他审度客观的环境，估计主观的力量，于是下个正确的判断。他说：
“以地形论，中原为重，关陇为轻；以平贼论，剿捻宜急，剿四宜缓；以用兵次第论，欲靖西陲，必先清腹；然后官军无后顾之忧，饷道免中梗之患。”
编者释义：从地形来看，中原更为重要，陕甘地区相对没那么重要；从平定叛乱的角度看来，剿灭捻军迫在眉睫，其他的四地都可以暂缓；从用兵的先后次序看来，想要安定西北，必须先清理腹地；之后官兵才没有后顾之忧，运粮食的道路才能避免堵塞。
根据这个正确的判断来定的战略，先后经过四大战役——金积堡、河州、西宁、肃州——的苦斗后，他才把甘肃全省十三年的扰乱告一结束。
陕、甘的问题解决后，宗棠便想法怎样安顿回民。他把固原的陕回几千人，安顿在平凉的岔沟一带；金积堡的陕回一万多人，安顿在平凉的化平川一带；河州的陕回一万人，安顿在平凉、会宁等处；西宁的回陕两万多人，安顿在平凉、泰安和清水等处。他这种断然的处置，曾遭各方面的反对，但是他认为这是一劳永逸的办法，所以毅然决然照原定的计划做去。华波波他的眼光和魄力，的确不是普通人所能望其项背。
满清末年的局势的危(wēi)殆(dài)，真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当同治三年四月，新疆的变局已经发生；经过六七年工夫，清政府毫无办法，到了后来，还是要借重汉人。光绪元年（一八七五年）清政府把整个新疆问题，密询左宗棠，宗棠坚决主张政府不能放弃新疆，为的是新疆一失守，唇亡齿寒，西北各省都保不住。他又认为用兵西北毕丽梅，所费并不太多，即使停止进兵，经常费用，照常也要支付，所省有限。只有多费一些心血，一些本钱，把新疆问题全盘解决，使它能够自给自足，这才算是真正省钱。
幸亏清廷接受宗棠的建议，让他统筹统办新疆军务，从兵源到财政，从粮秣到运输，都由他一手擘划鲼怎么读。他先把甘凉粮料运存肃州，再从肃州运存玉门，然后头批部队开拔到玉门；用自己的营盘的驼只，搬玉门存粮到安西，随后部队跟着到安西；誊出车驼，回头搬第二批粮料，接着第二批部队开拔。这种层层递接的办法，使人力和畜力，可以舒展，不至有什么意外。
当每批军队到了安西，小小停顿，然后再继续前进。因为过了安西到哈密，一路都在沙漠中行走，沙漠中水源缺乏，饮料大成问题，须预先细心计划，使人马都不至缺乏饮料，才可行军。这种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办法，正是左宗棠的拿手好戏。因此，当他到了新疆后，在短短的一年间，经过三个阶段的战役，便把新疆问题解决。金瓯(ōu)不缺，领土完整，他这种彪炳的功勋，真不愧为一代将才。
西北的军事节节胜利后，宗棠便加紧整顿吏治。在人事方面易表算量，他标榜“廉干”二字；就是说，既要清廉，又要能干。他主张新疆须设省，从吏治改善民生。他曾说：
“官无论大小，总要有爱民之心，总要以民事为急，随时随处切实体贴，所欲与聚，所恶勿施，久久官民浃洽，如家人父子一般，斯循吏之选矣。勤理案牍，操守端谨者次之。
专谈应酬，不干正事，沾染官场习气者，为下。其因循粉饰，痿(wěi)瘅(dān)不仁，甚或倚任丁役，专营私利者，则断不可容也。”
官民浃洽，下情上达，到处为人民想办法，迟早会得到人民的拥戴。在消极方面，他实行禁烟；在积极方面，他开渠凿井疯狂的作家，振兴蚕桑，创办机器织布，使人民衣食无忧，然后可以进一步谈到教育文化。
西北地瘠民贫，自经兵燹(xiǎn)（战争）之后，市容益形冷落。宗棠认清教育是长久事业，所以就在军事很吃紧的时期，他还能够建立了一个书院，监督书院的事情，甚至亲自给一般生童批阅文卷。在他的鼓励下，新的书院建筑了几十间，义学创办了几百所。此外他还刊印书籍，而刻书的费用，都由他个人的薪水项下拨付，没有动用公款。影响所及，一般小吏也懂得兴学和刻书，希望运用教育文化的力量来制造健全的公民。
老实说一句，中国的西北，自经左宗棠的平定和整顿后，国人对它才有深刻的印象。论军事，他是绝对成功；论经济、社会，及教育的设施，这需要长期不断努力。可惜后继无人，所以他走了之后，西北又是一团糟。本来边防问题，是需要眼光和魄力的，这种非常的责任当然不是常人，尤其是贪污无能的人所能负得起。
一九五一、三、一八墓邪。
连士升
连士升（1907-1973）福建省福安县人，新加坡著名作家和报人。1931年获北京燕京大学经济学学士。毕业后在北京从事研究和写作工作。1949年迁至新加坡定居，历任《南洋商报》主笔、总编，也积极参与社会活动。曾担任南洋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新加坡大学理事会委员，“南洋学会”会长等。他笔耕不倦，在《南洋商报》、《南洋周刊》、《南洋学报》发表了大量政论、散文、书信、传记、游记等。大部分著作已于2011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收集在五卷《连士升文集》中。在书中，连士升先生用自己的人生经历和感悟，用优美的文笔和博爱的情怀，与读者分享了如何学习、如何做事、如何做人的心得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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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述左宗棠2
原来左宗棠对于西北问题早就有具体的认识。当他二十二岁上京会试前，他曾把平日对于时局的观念，吟成“癸巳燕台杂感”八首，其中第三首说：
西域环兵不计年，当时立国重开边。
橐(tuó)驼万里输官稻，砂(shā)碛(qì)千秋此石田。
置省尚烦他日策，兴屯宁费度支钱。
将军莫更纾(shū)愁眼，生计中原亦可怜。
根据这种认识，他一任西北的职务时，就下了一个断语，说：“筹饷难于筹兵，筹粮难于筹饷，筹转运又难于筹粮鄢陵人才网。”当西北事变初起，陕、甘兵力确是不够；后来各方调拨，又嫌太多。系统纷歧，指挥不易；编制杂乱，品质低劣。严格说来，在西北用兵的人，每感无兵可用的苦恼。西北各省，自来贫乏。在平时，甘肃和新疆的政费对魔忍雪风，也要靠江南各省的接济。自经洪杨之乱，江南各省破坏不堪，自己财力也很支绌，对于别省需要，更是漠不关心。姑定【3】西北找到可用之兵，它们也会觉得捉襟见肘，支付饷项十分困难。
须知西北各省兵饷固难筹，粮(liánɡ)秣(mò)【4】也很缺乏，而且粮秣这东西不能在同一地方大量采购，免得军队未见其利，老百姓早蒙其害。在这种情形下，政府姑定在财政上有办法，购粮问题仍旧不能解决。最后，西北的运输工具，只有骆驼。骆驼本身就要食料，不能就地取给，须得随身装载，七除八扣，剩下实在有限。照当时的计算，要花两石的粮价，才能运到一石的粮。换句话说，要花一石【5】半的饷，才能养活一名兵。这还是就关内说，至于关外，那要十石的粮价，才能运到一石(dàn)粮。
【3】注释：姑定，即使，就算是。
【4】注释：军队中人吃的粮食和马吃的草料
【5】注释：一石姬剑晶，计量单位，现在的60千克。
宗棠细心估计种种困难，所以他下个结论，说在西北边塞用兵，最好只使用最少数的精兵。兵数越小，财政、粮秣、运输等大问题都容易解决。
左宗棠所带领的湘军，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子弟兵”。子弟兵的好处在于亲信可靠。他的办法是：先由统领自己去找营官，营官自己去找哨官，哨官自己去找什长，然后由什长按照规定条件，在某一地区，自己去找勇丁。这些勇丁多是同乡亲戚朋友，大家容易互相关照。宗棠带了这些子弟兵到西北后，严加管束，明于赏罚，同时，鼓励勇丁们耕田种菜，使他们得锻炼身体而又增加生活的趣味。此外，他还懂得因时制宜，利用东北的健儿来做骑兵，使传递消息及联络前后方等工作更见灵活。
当同治六年二月，左宗棠的大军从汉口出发，分三道入陕，他的心里已经很有把握地准备应付三方面：第一是西捻，他们已进入陕西而仍在河南和湖北之间流动；第二是回民，他们的势力弥漫于陕回北部的中间及甘肃的南部，只剩兰州、秦州、宝鸡一线来保持内外的交通；第三是土寇，他们在陕西的实力颇不小。他审度客观的环境，估计主观的力量，于是下个正确的判断。他说：
“以地形论，中原为重，关陇为轻；以平贼论，剿捻宜急，剿四宜缓；以用兵次第论，欲靖西陲，必先清腹；然后官军无后顾之忧，饷道免中梗之患。”
编者释义：从地形来看，中原更为重要，陕甘地区相对没那么重要；从平定叛乱的角度看来，剿灭捻军迫在眉睫，其他的四地都可以暂缓；从用兵的先后次序看来，想要安定西北，必须先清理腹地；之后官兵才没有后顾之忧，运粮食的道路才能避免堵塞。
根据这个正确的判断来定的战略，先后经过四大战役——金积堡、河州、西宁、肃州——的苦斗后，他才把甘肃全省十三年的扰乱告一结束。
陕、甘的问题解决后，宗棠便想法怎样安顿回民。他把固原的陕回几千人，安顿在平凉的岔沟一带；金积堡的陕回一万多人，安顿在平凉的化平川一带；河州的陕回一万人，安顿在平凉、会宁等处；西宁的回陕两万多人，安顿在平凉、泰安和清水等处。他这种断然的处置，曾遭各方面的反对，但是他认为这是一劳永逸的办法，所以毅然决然照原定的计划做去。华波波他的眼光和魄力，的确不是普通人所能望其项背。
满清末年的局势的危(wēi)殆(dài)，真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当同治三年四月，新疆的变局已经发生；经过六七年工夫，清政府毫无办法，到了后来，还是要借重汉人。光绪元年（一八七五年）清政府把整个新疆问题，密询左宗棠，宗棠坚决主张政府不能放弃新疆，为的是新疆一失守，唇亡齿寒，西北各省都保不住。他又认为用兵西北毕丽梅，所费并不太多，即使停止进兵，经常费用，照常也要支付，所省有限。只有多费一些心血，一些本钱，把新疆问题全盘解决，使它能够自给自足，这才算是真正省钱。
幸亏清廷接受宗棠的建议，让他统筹统办新疆军务，从兵源到财政，从粮秣到运输，都由他一手擘划鲼怎么读。他先把甘凉粮料运存肃州，再从肃州运存玉门，然后头批部队开拔到玉门；用自己的营盘的驼只，搬玉门存粮到安西，随后部队跟着到安西；誊出车驼，回头搬第二批粮料，接着第二批部队开拔。这种层层递接的办法，使人力和畜力，可以舒展，不至有什么意外。
当每批军队到了安西，小小停顿，然后再继续前进。因为过了安西到哈密，一路都在沙漠中行走，沙漠中水源缺乏，饮料大成问题，须预先细心计划，使人马都不至缺乏饮料，才可行军。这种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办法，正是左宗棠的拿手好戏。因此，当他到了新疆后，在短短的一年间，经过三个阶段的战役，便把新疆问题解决。金瓯(ōu)不缺，领土完整，他这种彪炳的功勋，真不愧为一代将才。
西北的军事节节胜利后，宗棠便加紧整顿吏治。在人事方面易表算量，他标榜“廉干”二字；就是说，既要清廉，又要能干。他主张新疆须设省，从吏治改善民生。他曾说：
“官无论大小，总要有爱民之心，总要以民事为急，随时随处切实体贴，所欲与聚，所恶勿施，久久官民浃洽，如家人父子一般，斯循吏之选矣。勤理案牍，操守端谨者次之。
专谈应酬，不干正事，沾染官场习气者，为下。其因循粉饰，痿(wěi)瘅(dān)不仁，甚或倚任丁役，专营私利者，则断不可容也。”
官民浃洽，下情上达，到处为人民想办法，迟早会得到人民的拥戴。在消极方面，他实行禁烟；在积极方面，他开渠凿井疯狂的作家，振兴蚕桑，创办机器织布，使人民衣食无忧，然后可以进一步谈到教育文化。
西北地瘠民贫，自经兵燹(xiǎn)（战争）之后，市容益形冷落。宗棠认清教育是长久事业，所以就在军事很吃紧的时期，他还能够建立了一个书院，监督书院的事情，甚至亲自给一般生童批阅文卷。在他的鼓励下，新的书院建筑了几十间，义学创办了几百所。此外他还刊印书籍，而刻书的费用，都由他个人的薪水项下拨付，没有动用公款。影响所及，一般小吏也懂得兴学和刻书，希望运用教育文化的力量来制造健全的公民。
老实说一句，中国的西北，自经左宗棠的平定和整顿后，国人对它才有深刻的印象。论军事，他是绝对成功；论经济、社会，及教育的设施，这需要长期不断努力。可惜后继无人，所以他走了之后，西北又是一团糟。本来边防问题，是需要眼光和魄力的，这种非常的责任当然不是常人，尤其是贪污无能的人所能负得起。
一九五一、三、一八墓邪。
连士升
连士升（1907-1973）福建省福安县人，新加坡著名作家和报人。1931年获北京燕京大学经济学学士。毕业后在北京从事研究和写作工作。1949年迁至新加坡定居，历任《南洋商报》主笔、总编，也积极参与社会活动。曾担任南洋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新加坡大学理事会委员，“南洋学会”会长等。他笔耕不倦，在《南洋商报》、《南洋周刊》、《南洋学报》发表了大量政论、散文、书信、传记、游记等。大部分著作已于2011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收集在五卷《连士升文集》中。在书中，连士升先生用自己的人生经历和感悟，用优美的文笔和博爱的情怀，与读者分享了如何学习、如何做事、如何做人的心得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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